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农民工就业

　　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突出体现在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上，农民工结构性失业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人员和岗位在地域间的不匹配，二是就业岗位和人员技能之间的不匹配。

　　记者： “十一五”期间，对就业而言，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农民工就业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观察到什么新现象？

　　张车伟：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突出体现在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上，很多农民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值得庆幸的是，一些农民工失去工作后，并没有选择继续留在城镇，而是返回农村。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就业 “缓冲器”的作用，农民工返乡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城镇的就业压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农村并不具备完全吸纳返乡农民工就业的空间，况且大多数农民工早已习惯城市生活，而新一代农民工则普遍缺乏务农经验。因此，返回城镇寻找工作仍然是那些暂时返乡农民工的最终选择，进入城镇就业也是新增农民工的最主要选择。由此看来，农民工失业尤其是“结构性失业”是今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记者：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失业的农民工是否都属于一种类型？

　　张车伟：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农民工结构性失业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人员和岗位在地域间的不匹配，二是就业岗位和人员技能之间的不匹配。

　　造成第一种类型结构性失业的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主要在沿海地区，企业停产和关闭致使大量就业岗位丧失，为了抵御金融危机，我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这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然而新增的就业机会并不一定还像以往一样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如何让新增就业机会和寻求就业的农民工之间实现匹配，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造成第二种类型结构性失业的原因在于，与失掉的就业机会相比，新增就业机会的岗位要求和技能要求会有很大不同，农民工面临岗位转换的问题，如果缺乏新就业机会所要求的岗位技能，即使工作机会存在，失业同样会发生。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提供及时的培训，尽快让农民工掌握新的技能。调查显示，第二代农民工更加重视技能培训问题。从长远来看，为了稳步促进产业升级和有序地推进城市化，对于农民工的培训应该长期化和系统化。

　　记者： “十一五”期间，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近4500万人，为什么还会出现 “招工难”的情况？

　　张车伟：首先，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企业 “招工难”原因不尽相同。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沿海外向型企业受到较大冲击，不少企业开工不足，进而停产减员，导致农民工回流。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上述企业的外贸订单增长较快，这些企业的用工需求迅速增加。因此，沿海外向型企业的 “招工难”主要是由于国外消费需求增加所致。内陆地区 “招工难”的原因则与此不同。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内陆地区铁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同时，内陆地区承接了沿海地区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增长速度加快，随之出现了一些企业用工需求迅速增长以至于难以满足的情况。内陆地区的 “招工难”主要是由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内需求的增加所致。

　　其次，产业结构调整和需求结构变化正在产生巨大的新的劳动需求。当前内陆地区经济增长迅速，沿海地区也正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努力发展新兴产业和知识经济产业，新的劳动需求被不断创造，这是导致当前农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同时，产品的需求结构发生转变也正导致企业对技能型工人的需求快速增长。我国居民与发达国家在消费需求、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为满足国内需求，企业需要重新设计和调整产品的质量、功能、包装等，这就对劳动者技能转换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新的劳动需求，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就会更加突出。

　　最后，农民工就业成本上升和就业观念变化，正在使一些岗位丧失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今天的农民工很多是二代农民工，而二代农民工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投资明显比一代农民工高，他们对就业岗位工资和福利的要求与一代农民工有着明显差异，务工动因也由 “经济型”转为 “生活型”，这些变化深刻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选择。然而，当前许多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农民工就业观念的转变，不重视改善岗位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单纯依靠提高工资水平很难再满足农民工较体面就业的要求，部分岗位开始丧失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而且，当前农民工供求关系最紧缺的是掌握一定技能的技术工和熟练工，特别是高技能工人的稀缺程度更高，很多企业即便提供比以往高出甚多的工资和福利，也难以招揽到足够数量的高技能人才，农民工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我们应当对当前农民工就业出现的新变化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清醒的认识。

　　大学生依然就业难

　　大学生就业难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就业领域的直接体现。

　　记者： “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大学生就业，您认为造成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车伟：大学生就业难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就业领域的直接体现。具体来看，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更多地创造了生产性岗位，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供给不足。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之一，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性部门扩张驱动，这决定了就业机会主要分布在生产性领域和部门，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工作岗位严重不足。大学扩招带来大学毕业生数量成倍增长的同时，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并没有同比例增长，这是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客观原因。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长主要靠生产性部门扩张驱动的状况难以得到根本改变，大学生就业难在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需要有长期打算。

　　二是经济增长内生性和自主性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我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阶段性特征是对外部需求依赖过重，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自主性不足。作为世界工厂，我国主要承担了产品的生产环节，与产品研发、设计和营销相关联的就业岗位都被国外 “拿走”，而这些岗位恰恰都是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学生就业出现了与经济高速发展极不相称的困难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首先需要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需要转变增长方式，需要鼓励创新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决定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复杂性。

　　三是大学教育改革滞后、缺乏创新导致大学生就业和创业能力差，这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关键原因。我国大学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极大地削弱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在就业市场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流大学、二流大学甚至三流大学的毕业生，都在争抢同样乃至同一个就业岗位。大学教育缺乏创新导致大学生过度依赖别人给予工作机会，缺乏自己创造工作机会的动机和能力。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创业比例超过20%，中国大学毕业生创业比例不足3%.

　　记者： “十一五”期间，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从 “十五”期间的不到1100万人猛增到2700万人。未来，在人数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改变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

　　张车伟：第一，要把提高创新能力作为高等教育投资和改革的重点。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关键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增强经济内生增长能力，这就要求必须改革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把培育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作为突破点，增强其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造就了我国劳动力资源在生产领域的竞争优势，这一优势是推动我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我国在生产领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被削弱，靠生产部门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无法永远维持，这就要求我国的经济必须增强内生的增长动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从“创新”中去寻找。为此，我们必须树立教育投资先于物质资本投资的理念，把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继续扩大高等教育投资，改革高等教育培养模式。

　　第二，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和中小型城市服务应该有更加明确的激励手段。基层和中小城市存在着大学毕业生的巨大需求，但这种需求因为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到基层和中小城市服务而难以得到满足。国家目前出台的鼓励大学生就业的措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仍然需要更加明确的激励措施。例如，工资和收入的浮动优惠措施。服务一定年限后，希望返回大城市就业应该给予政策便利和优惠等。

　　劳动力绝对数量庞大

　　中国劳动力绝对数量极其庞大，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4年达到最高峰时的总量将接近10亿，农村仍有大约1亿-2亿的富余劳动力。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仍然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记者：金融危机过后出现的 “招工难”，让人们再次关注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问题。您认为中国开始步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了吗？

　　张车伟：当前出现的农民工短缺标志着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农村富余劳动力正在变成稀缺资源，但我们也不能将当前农民工短缺解读为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实际上，中国劳动力绝对数量极其庞大，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4年达到最高峰时的总量将接近10亿，农村仍有大约1亿-2亿的富余劳动力。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仍然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名义工资虽然在上升，但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因而得到进一步增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迅速并大大快于工资增长，为企业带来了更大利润空间。对于正规企业来说，在中国大展宏图的机会似乎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