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6月初，中国已有十几个省市调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0%以上，多家出口制造业标志性企业大幅提薪更是引发世界震动。各国媒体惊呼，廉价劳力将不再是中国的代名词。中国企业加薪的背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随着富余劳动力的减少，中国已触及“刘易斯拐点”，来华投资企业已意识到“世界工厂”不再是廉价劳动力“天堂”了。

　　现象

　　沿海企业普遍涨薪

　　中国的薪资水平仅相当于墨西哥的1/3，巴西的1/4，人们认为富士康30%的工资涨幅并不大。到6月初，今年中国各地已有十多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湖北、宁夏、福建、广东、山东等省上调幅度超两成，上海、浙江和广东的最低工资，已超过千元人民币。

　　不管此次中国企业加薪潮到底能给员工带来多少福利，可以肯定的是，一直被全球认为“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法国电视1台援引法国奥弗涅大学学者勒纳尔的话称，中国工人工资水平提高是大势所趋，反映了社会的进步。西方应适应“中国制造”不再便宜的新情况，而中国也正试图在诸如新能源等领域加大科技投入，以尽快摆脱单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争取出口优势的局面。

　　影响

　　“世界工厂”不再廉价

　　中国上一轮经济发展无疑要感谢廉价的劳动力。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经历了长达20年的生育高峰期，这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劳动力优势集中爆发，到了20世纪90年代，劳动力的富余和廉价吸引了全球各国企业来华投资设厂，也直接将中国送入经济高速增长快车道。

　　不过我国人口结构正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将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指出，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看，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在2010年至2015年将处于峰值。“目前，我们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过程中，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

　　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在此拐点到来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存在“人口红利”。

　　数据表示，2005年到2009年中国工人数量一直略微超过职位数；而这个情况在2010年出现逆转。现在工作机会多过工人总数。

　　富余劳动力的减少最先让沿海企业感受到了。“民工荒”让企业经常抱怨找不到农民工；与此同时，农民工也抱怨企业给出的薪水过低。

　　薪金水平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而更大部分地反映了“80后”、“90后”的中国农民工是区别于“70后”的。

　　悬疑

　　国际企业是否撤退

　　中国工人涨工资牵动着全世界庞大的产业和利益链条。有专家指出，由于人力成本是企业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工厂”加薪潮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成本压力，实力不济的企业可能将遭淘汰，全球将引发消费品价格提高。而且，外资企业会不会因为中国劳动力告别廉价时代而撤退，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呢？

　　美联社预计，可能会有数以千计的公司不得不把业务搬到越南等低人力成本国家。印度媒体也表示，中国的工资上调可能对印度有利。在中国沿海地区设厂的外资正考虑向印度等地搬迁生产能力。

　　不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表示，外资看重中国的几点因素并未改变。首先，63%的外资看重的是中国市场的未来潜力，其次，中国相关产业配套比较完善，比如笔记本电脑涉及的上下游产业，在中国都能找到很好的支持渠道。最后，中国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市场。目前，中国每年有600万的大学毕业生，此外还有大量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

　　结论

　　经济转型必经之路

　　针对这轮中国企业加薪潮，全球发出更多的是赞同的声音，认为中国农民工若有更多工资进账，将会带动中国的消费能力，从而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许多专家认为，给工人口袋中放入更多钱，将会促使他们尽快转变成消费者，也加快中国向进口市场迈进。渣打银行经济学家严瑾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它将开始推动消费开支。”

　　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如何从以投资、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结构转向以消费为主的结构？如何让老百姓敢于消费、乐于消费？那就是老百姓兜里有富余的钱，提高国民收入，增加工资是硬道理。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不可能永远依靠制造业发展。美国、日本都曾经完成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制造业的优势很可能会被其他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所取代，但产业升级、经济结构合理化则将成为必然的路径。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外国媒体的赞同。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是一个分水岭。涨薪潮注定要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瑞士《视野报》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较高的工资对中国也是重要的，这可以推动国内消费，使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名词解释

　　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美国黑人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1954年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首次提出“刘易斯拐点”这一理论：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在过去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

　　新闻链接

　　涨薪潮降临新兴国家

　　不少被认为在经济上拥有强劲上升空间的发展中国家，差不多同步地走到了一个新阶段——涨薪潮降临。处在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越来越迫切地希望从国家增长的GDP中分享红利。在越南，最低工资标准7年间涨了6次；秘鲁政府则在4年内调整了3次；而搅乱泰国社会数月之久的“红衫军”，诉求之一便是把日工资水平提高两三倍。

　　越南七年上调六次工资

　　越南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后的替代国家，但它也是给工人提高最低工资次数最多的国家。越南经济几年来持续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美元，但通货膨胀让越南普通劳动工人直接承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小规模的工人停工事件屡屡被媒体报道。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越南政府去年颁布新规，要求从今年年初开始，内资企业工人最低月工资从之前的80万越盾（1美元约合1.7万越盾）上调至98万越盾，外企工人最低月工资也调整为134万越盾。《越南经济时报》曾以“增加最低工资，是否终结廉价劳动力时代”为题发表文章说，自2003年以来，政府已经6次上调工资，连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将影响越南的廉价劳动力优势。

　　但这样的标准，在很多越南人看来，还是偏低。记者的一位越南朋友最近家里喜添男丁，但很快就为请保姆发愁。他告诉记者：“以前请个保姆每月只需100万越盾，现在竟然涨到200万越盾，这么高的工钱保姆才答应先做两个月。”在河内、胡志明市等大都市，很多家庭和餐馆已经闹起了“保姆荒”、“服务员荒”。为了多赚些钱，河内出现合开出租车的夫妻搭档。

　　“红衫军”

　　示威也为加薪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总感觉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泰国社会存在的分配差距日益拉大、社会不公等问题严重，是今年春天再次引发“红衫军”示威游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泰国商会大学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工人认为自己挣得太少，只有不到1/4的工人表示自己“稍有储蓄”。泰国工会委员会的调查也显示，泰国工人每天必须加班4~5个小时才能挣够养家的钱。为此，泰国工会委员会呼吁政府将工人最低工资由每天210铢提高到250铢（约合人民币50元）。在泰国刚平息的“红衫军”示威中，反政府的“红衫军”开出的最低日薪要求是在300到600铢之间。曼谷很多行业的收入都是按照最低日薪210铢核算的。比如，在曼谷雇保姆一般每月要花上7000铢。餐厅服务员月工资相对少很多，只有4000铢，但会有额外的小费进账。曼谷出租车司机每天运营毛收入1100铢左右，减去上缴公司的车份钱和油费600铢，可剩下大约500铢。

　　秘鲁四年涨了两次工资

　　在南美国家，秘鲁的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其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略低于其他拉美国家。过去4年，秘鲁政府给普通工人涨了两次工资。

　　2007年10月，最低工资由500索尔（约合180美元）上调至530索尔，2008年又上调至550索尔。政府如查到企业没有严格执行此项规定，会对企业处以两万多美元的罚款。2008年调整最低工资让超过70万秘鲁低薪阶层受益。但实际上，据秘鲁本国的一项社会调查，550索尔在秘鲁已很难维持生计。

　　在秘鲁首都利马唐人街一家大型中餐馆当招待的约翰尼，3年前在购物中心工作时拿的就是最低工资，但因为离家远，又要带饭，工资不够花，就应聘来中餐馆打工，虽然拿的还是最低工资，但离家近，还管饭，省了不少开支。约翰尼说，他每月租房子花250索尔、水电费50索尔，上小学的儿子花120索尔，再加其他开销，550索尔是月月光，好在妻子在家门口卖汽水，每月能赚200索尔补贴家用。约翰尼说，毕竟秘鲁的失业率很高，很多秘鲁人接受最低工资的标准，因为有收入总比没有工作要好一些。据环球时报

　　新闻观察

　　中国重走

　　“四小龙”涨薪之路

　　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此后，欧美国家纷纷结合本国实际，建立各自的最低工资制度。中国给普通劳动者上涨工资的消息，也让很多国家，特别是欧美担心中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制造业出口基地的最大优势——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不过，在这些国家看来，一个国家经济平稳发展，工人待遇改善也是大势所趋。

　　英国《金融时报》6月9日就以“中国走上四小龙道路”为题报道说，正像之前的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一样，随着国民的富裕，中国也想在价值链上向上攀升，而且提高工资也是为了确保这个“世界最大制造机器”今后有足够的劳动力。德国《南德意志报》以“更多的钱给尊严”为题说，中国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的收入，让工人享受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但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工厂利润就已经低得不能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