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五四”青年节，按照国务院有关决定，14周岁以上的青年可在5月4日享受半天假期。记者调查发现，超过七成的适龄青年都明确表示没有或不知道“半天假”，而大部分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公司都没有下发青年员工在“五四”节当天放假半天的通知。 （5月4日《广州日报》）

　　放不放半天假事儿并不大，但事关公民权利及青工福利，就容易引发联想。去年3月份，经过多轮修改的新医改方案最终版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医保，意味着今后大学生得自己缴费，不再享受公费医疗的 “好处”。舆论一片哗然，相当多的大学生认为自己从未享受过公费医疗，何来取消一说？拥有权利而自不知，直到被取消才如梦方醒，原来自己曾是公费医疗的受益人群。

　　这样的事儿在中国并不少，尽管各阶层民众最为关注与自我权益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但处于信息与技术劣势，难以熟知政策并从中受益。国家在就业、保障、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等出台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因常常触犯到相关领域的根本利益，而遭到无形抵制，以致上情难以下达。普通民众被侵权却经常蒙在鼓里，人们维权往往以现实权利生活中的境遇，或者同行（同类）的标准为参照。我们常常在“事后”发现，政策其实并不乏关照之心，捧着金碗讨饭成了公民权利生活的一大尴尬。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政策受益人先有知情权才能用好自己的权利。重大信息让人民知道和讨论，是政府信息公开化的基本职能。显然，政府不是仅仅出台政策就够了，而更要追踪重大政策、规定的落实情况和执行力度，加强政策着陆过程中与利益集团的博弈能量，以此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保证政策资源不被浪费。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好政策睡觉或打架的情况屡见不鲜，足见公共政策庇佑公民的诚意不够，许多好政策带给公民的仅仅是纸面意义而已。

　　七成适龄青年不知道有 “五四”放半天假这一说，就是纸面福利的一个典型。规定已然出台两年有余，却沦为一纸空文无法惠及受益主体，规定的现实意义和操作价值从何体现？政策法规和行业规则冲突是难免的，但是通过信息公开化，给予公民足够的知情权，是可以破解这一阻碍的。之所以纸面福利有余而实际权利匮乏，或许和政策制定部门过于注重决策而忽视实施，对政策执行力缺少穷追之心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