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话题，争议颇多，论者各执其词，莫衷一是。笔者抛砖引玉，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愿与读者共同探讨。

　　为什么提出“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这个话题不是现代人的新理念，其实古代早已有之，那时叫做“厚薪养廉”。

　　古今中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贪污腐败现象。于是，人们就想出各种整治官吏腐败的办法，“厚薪养廉”或“高薪养廉”就是其中的一种办法。

　　腐败现象在经济尚不发达的状况下，主要是由于官吏工薪偏低而造成的。西汉宣帝结合他治吏的经验说:“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宋代王安石也曾指出，一般下级官员俸禄之薄，不足以应付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是促成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

　　在国外，新加坡领导人一再指出，如果是在建国初期的非常年代，要求官员多作牺牲，多讲贡献，那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但是，在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后，如果继续这样要求政府领导人，那就是很不现实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做法。他们坚持认为，薪酬过低，就不可能保持政府廉洁。所以，他们提倡“高薪养廉”。

　　在我国，建国初期实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政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低薪政策很快就显现出它的弊病来。那就是不能激励竞争，人们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生产发展迟缓，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一些干部工资很低，却盖了房子。哪来的钱?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些干部由于薪金低，家庭负担重，而手中又握有实权，就容易产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高薪养廉的观点提出后，有人又简单地以为，只要政府给“高薪”，就能养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和平建设时期，采取低薪制，容易产生腐败;如果采取高薪制而又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高薪仍然不能保证官员廉洁。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的管理人员也就是“白领”薪酬一般较高的情况下，“高薪”对公务员的吸引力不大，远不能满足一些官员的私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依靠“高薪”政策来养廉就未必能奏效。这时，必须依靠严密的管理和有效的监督。

　　“高薪”如何界定

　　关于给官员多少薪酬为宜，古人有个说法。王安石认为，在官府里当差的老百姓，“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即他们的俸禄要赶得上他们种田的收入。然后，俸禄逐级增加，“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这就是说，给官吏的薪酬，不仅要保障官吏本人的衣食水平，使之无冻馁之虞，还应满足其赡养老人、哺育儿女及日常交往之需，使其全心从政而无后顾之忧。

　　在现代，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官员的薪酬就不能以“足以代其耕”为标准了。那么，多高的薪才叫“高薪”?才能养廉?笔者认为，“高薪”不能理解成一个绝对的数字。新加坡总理年薪约82万美元，我们哪能比得了?“高薪”应根据各国的国情尤其是经济实力而定。根据高薪养廉原理，“高薪”要高到足以使官员珍惜其“高薪”差事，而不敢轻易去贪污，即王安石所说的“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因此，单就工薪高低而言，理应是薪金越高腐败越少。香港有一富翁被歹徒伤害，愿花5万元港币请警察破案，警察没有收，说:“案子会给你破，但钱不能收。”我认为这样做不一定是办案的警察思想好，主要是因为香港警察的工薪也很高，他们怕丢失这份“高薪”美差。这就是“高薪”起的作用。如果官员薪酬太低，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公务员的工资和公司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相差悬殊，那就有可能去贪污受贿了。

　　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

　　有人认为只要思想好，就不会贪污，如方志敏等。不错，思想好固然不会贪污，可是全国有千千万万个干部，怎么可能人人的思想都能像方志敏呢?何况，人的思想是会变的。解放初期，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但到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干部的思想起了变化。有人经得住真枪实弹，却经不住“糖衣炮弹”，于是出现了“59岁现象”。

　　为了防治腐败，如果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思想好或者像包拯那样少数清官身上，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作为一个政府，为保证全体官员的清廉，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严密的廉政管理制度，来约束官员，使他们无漏洞可钻而无法贪污，以此遏制腐败之风。

　　贪污腐败是由于权力过大、滥用权力所致。因此，我们要把权力化解到科学管理制度之中，变领导决定为制度管理。也就是说，将原先由领导者个人决定执行，变成领导者为组织者和执行决议者。这时领导者的职责在于，根据上级精神、原则，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制定具体政策、规则、审批标准程序等并公之于众。然后，按这些标准程序办事。符合条件的，限时批准，不需要上级批条，更不需要“托人情”、“找关系”。比如，福利分房之初，公房由管房者配给。后来改由分房委员会集体讨论，制定评分标准，然后由高分到低分，按分数高低选房。这种做法，就是把少数人的决定权，化解到具体规则之中，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干部的选拔、任用，如果只由个别领导选定，就会有诸多弊端:如不能从广泛人群中选出真正思想好、有才干的能人;再如容易被人用来以权谋私，进行买官卖官，敛取钱财。因此，必须把选拔、任用干部的权力交给人民。让人民自己选择自己信得过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

　　现在，我们的干部任用和待遇往往是“职务只上不下、薪金只增不减”。实行“高薪”制后，就要按职务高低、能力强弱、贡献大小给予相应薪金。在官员任职期间，实行定期考核。如果他工作能力强，能创造显著政绩，就要给他高薪;如果他能力差或不作为，那就安排与他能力相当的职务，降到相应职务的薪金。

　　建立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督机制

　　权力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为保证高薪养廉能实现，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那么，谁来监督?怎么监督?现行的是上级监督下级，以及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例如各级党的组织设纪检部门，各级政府设监察等专门机构，对党内和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可如今发现，监督别人的干部也会发生腐败，那么又要谁再来监督他们呢?所以，单靠党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不受政府制约的外部力量，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督。特别是要调动各方群体检举揭发腐败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反腐阵势，围而歼之。

　　反腐败，发扬民主是至关重要的。在封建社会里，由于没有民主，管理监督又跟不上，所以，企图用“高薪”来养廉，就很难从整体上实现官员的廉洁。

　　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给予举报人以精神和物质奖励。这是一项调动群众积极举报的好措施，应该发扬。但国家对举报人要有立法保护措施，保护举报人及其家属的人身、财产不受侵害，使此项政策得以顺利实施。

　　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部分，媒体要充分发挥在反腐败中的作用。许多腐败问题，正是首先由媒体曝光，才得到领导的重视和解决。

　　思想道德教育不能放松

　　在官员管理上，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只能起到强制和约束作用，使官员克制腐败犯罪行为，免于受到惩罚，使其“不敢贪”;运用经济手段，保障官员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使其“不必贪”。但严刑峻法和高薪养廉，都不能从思想上解决根本问题，使官员“不想贪”。所以，高薪养廉也好，依靠法律制度反腐也好，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都不能或缺。

　　十年“文革”动乱，导致思想阵线发生混乱，“造反有理”、“打砸抢”成风，造成信仰危机、是非不分、无所适从;不讲真理和信仰，不讲正气与文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思想教育又有所放松，向钱看的风气有所抬头，只认钱不认人。要改变这种社会风气，让人人讲道德讲文明，让官员遵守职业道德，就必须加强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在全社会尤其是官员中宣扬好人好事，多宣传焦裕禄、沈浩式的好干部好榜样，树立新风尚。使每个干部都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金钱观，正确对待自己的待遇问题，充分认识贪污腐败的可耻和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以此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作者系福州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