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罕见的冰雪天气给城市交通造成很大压力，环卫工人作用凸现。新年伊始，北京东城区环卫工人王长荣“浴雪”奋战4天，持续工作近100个小时，因劳累过度倒在了扫雪除冰的现场，被媒体称为“当代时传祥”。然而，当王长荣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之后，其身影很快从媒体的视野中消失了。于是我就怀疑，称王长荣为“当代时传祥”，是否在刻舟求剑。

当年，掏粪工人时传祥的事迹传开后，受到普遍尊重，也让人们感悟到新社会的劳动光荣。但是当王长荣在医院抢救时，人们的关心却不无怜悯。当然，以王长荣为代表的广大环卫职工素有的朴实、实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秀品质依然值得称颂；然而如果这种称颂仅仅停留在让他们“只讲奉献，从不索取，能打硬仗”的层面，用市场规律来看，无疑是在坐食人口红利。毫无疑问，称王长荣为“当代时传祥”意在倡导为社会、为群众勇于牺牲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观念登堂入室之后，我们已经久违了，应当将其找回来。问题在于，当一种宝贵的精神丢掉之后，如果以为凭着历史的印迹就能找回来，那就是刻舟求剑的“当代”版。

刻舟求剑的可笑并不在“剑”，而在于求。当年的时传祥与“当代时传祥”之间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同样宝贵；只不过在我们回顾时代曾经的“标记”之际，历史的落差已经形成。有关资料表明，2009年环卫工人的月工资成都的是650到700元、南京的800多元、沈阳的正式工900多元，较高的上海也不到2000元。而同期央企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如何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先生证实，平均薪酬“也”就是六十万元左右。

“也”字的引号是笔者加上去的，为的是强调一种口气，那可以解读出一些弦外之音：其一，与华尔街的商业精英们的收入相比，这远没有与国际接轨；其二，这已经是在执行“限薪令”之后的一种克制，否则远不该低于这个水平；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感谢商业精英们的“廉价”奉献。尽管这种公开为央企高管天价薪酬的辩护表现的小心翼翼，依然无法遏制人们对“灰色收入”、职务消费的丰富联想。况且这指的是“平均”薪酬，不知道有多少包括抄表工、前台小姐在内的外围人为核心成员薪酬的摊薄做了铺垫。即使按照六十万元的平均数计算吧，那也是环卫工人的年收入的数十倍、近百倍。相比之下，现在的环卫工人与骆驼祥子差不了多少，将他们的代表誉为“当代时传祥”，媒体即使有弘扬时代主旋律的英雄豪气，也只能产生悲天悯人的慈悲效果。

历史的落差如果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甚至可以为这种刻舟求剑叫好，因为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收入相比，即使接近最低工资收入水平的环卫工人，薪酬也提高了十倍以上。而我们所说的历史的落差是人为因素的扭曲造成的，是贫富两级分化背后价值观念的扭曲。应当承认，包括央企在内的经济实体，无论是规模还是盈利能力都今非昔比。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经济规模的扩大与盈利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断剥离社会职能，减轻历史包袱后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被分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部分，形成了圈内有圈的土围子。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更多的取决于在体制内外的划分、淘汰，以及能够进入哪一个层次的围子或者圈子。在这种情况下，就难以拿当年时传祥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说事。

严寒还没有过去，当我们庆幸环卫工人为城市生活带来便利的时候，对“当代时传祥”不能只是抱着一种怜悯心。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的诉求是已经提出来了，问题在于，当人们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圈子的时候，如何能够阳光普照，打破既得利益围子在劳动分配方面的失衡和相互扯皮。尤其是在历史落差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严肃面对历史落差，努力缩短历史落差，才能使“当代时传祥”们真正感到欣慰。否则，我们正在刻舟求剑的，不仅仅是时传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