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人们不免有些吃惊，因为作为奥巴马总统的“薪酬沙皇”（pay czar），肯尼斯·费因伯格（Kenneth Feinberg）目前的这个工作听上去有些过于简单了。他曾负责向“911”的受害者家庭分发近70亿美元的联邦基金，曾负责为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枪击案的受害者管理纪念基金，所以，与他此前的工作任务比较起来，为那些接受了联邦救助资金的公司高管确定薪酬的工作，似乎过于刻板无聊了。

　　基于2009年国会通过的一项法令的授权，这位薪酬沙皇负责监督那些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简称TARP）中“接受了特别金融援助”的公司。去年，这项法令覆盖了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花旗集团（Citigroup）、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和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GMAC）、克莱斯勒汽车公司（Chrysler）和克莱斯勒金融服务公司（Chrysler Financial）以及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简称AIG）等机构。

　　费因伯格最近在沃顿商学院进行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他的工作就是为那些公司位列前25位的高管确定薪酬水平，同时，为那些位列26到100位的员工确定薪酬结构。此外，他还拥有“追回”（claw back）薪酬的通报权限，那部分薪酬是在自己去年得到这项任命前，支付给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接受者的。他会根据职位而不是某些模型或者公式来做出薪酬决策。“方法相当清楚：根据那项法令，添加数据，确保咨询顾问的独立性……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

　　法律和命令

　　费因伯格的官方职衔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高管薪酬的“特别管理员”（special master），他以华盛顿著名律师的精确法律术语描述了自己的工作。他谈到，尽管这个过程已经被国会的法令清楚分解成了规范，不过，他也坦承，在一清二楚的薪酬数字背后，还存在着人性和人的价值，而人性和人的价值是无法轻松地整合到这个方法之中的。

　　“作为‘薪酬沙皇’，我在薪酬问题上学到了某些非常有趣的东西。”费因伯格谈到。很多人“将高管的薪酬问题视为一个平民主义议题——这些公司中的高管挣的钱太多了，从物质生活的角度来说，他们并不需要这么高的薪酬。你到底想拥有多少辆汽车呢？你到底想建多少所住宅呢？你到底想度多少假呢？但是，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我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中，薪酬是一个人价值的替代品。”的确，他在最近的工作中发现，薪酬“并不是衡量你能拥有多少汽车的标志，而是你自我感觉的‘晴雨表’……我从事的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工作，因为这是在你很清楚自己将会给别人的感受——他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感受——带来什么影响时，来确定薪酬水平。”

　　费因伯格是2009年6月得到这一任命的，10月，针对公司位列前25位的高管，他做出了第一个薪酬决策，并于12月宣布了第二梯队高管（位列26到100位的高管）的薪酬计划。这些决策实施以后，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全额偿付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特别援助” 资金，从而，它们不再归他管辖，尽管花旗集团依然尚有部分资金没有偿付。“我的首要原则就是：偿付纳税人的钱。”费因伯格谈到。“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都一分不少地偿还了欠纳税人的钱，连同利息一起，共计850亿美元。其他公司依然还在管辖范围内。它们是我2010年薪酬决策的对象。这些公司在最终清偿纳税人的救助资金之前，将一直处于管辖范围之内。”

　　费因伯格就这一点谈到，他的薪酬决策有时候会得到额外的关注。“就公司高管薪酬问题展开的争论来说，我的角色有很大的局限性。对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富国银行（Wells Fargo）、瓦乔维亚银行（Wachovia）（又称美联银行）以及任何其他接受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的公司，我并没有强制管辖权。人们应该明白我获得的授权的局限性。我只能介入公司奖励的计算过程，而不能卷入涉及到薪酬的其他问题，比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监管改革等议题中的薪酬问题……旨在管理薪酬问题的整套方案与我并没有什么关系。”

　　“简单就好”

　　费因伯格谈到，当他确定薪酬计划时，必须遵循国会法令清楚阐明的那些原则。举例来说，薪酬计划必须要能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必须要防范企业的过度冒险行为，而且还必须要促进企业的长期绩效表现和人们对公司的忠诚。“我不能怀有报复心理，不能有复仇的心态，不能惩罚他们。我必须要确保公司拥有恰当的人选，只有这样，公司才能兴旺发达，才能偿付纳税人的钱。国会设定的某些原则就是我们的工作指南。”

　　费因伯格还进一步分析了以这些原则为指导的各项措施。比如，高管的薪酬并没有什么保障；每年的现金工资不应该超过50万美元；其余的薪金和奖金必须要以公司股票的方式支付，而这些股票不能立刻赎回。2009年的薪酬计划规定，三分之一的股票两年以后方可变现赎回，另外三分之一的股票需三年以后方可赎回，其余的则需四年以后才可赎回。“这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问题，这个规定相当简单。”费因伯格谈到。“简单就好。我们不想让你很快就拿到所有的钱，我们不想让你的薪金有什么保障，我们想把你个人的薪酬与公司的成功捆绑在一起。这就是这种计划发挥作用的方式。”

　　费因伯格认为，他的计划会遭受公众的很多反对，不过，他也谈到，因为自己职责的范围很窄，所以，他的计划不会受到大规模的攻击。“说到对薪酬的监管，我的权限实际上非常有限，我的权限基于这样的事实：美国的纳税人拥有这些公司。对纳税人来说，作为这些公司的债权人，通过一个代理人来监管他们的薪酬是很好的方式。从乐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工作没有受到公众多少批评的原因。监管薪酬的并不是政府，而是公司债权人，不过，债权人恰好就是政府，这对人们来说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费因伯格的履职引发的可不只是某些议论。去年秋季，当花旗集团这个银行业大型联合企业将其颇为赚钱的能源交易公司菲布洛（Phibro LLC）分拆出去时，花旗集团的某些投资者就表达了不满，据称，这次分拆的起因是这个公司的天才交易员安德鲁·霍尔（Andrew Hall）的巨额奖金和薪酬协议，为此，费因伯格对其进行了审查。几个月之后，据彭博社（Bloomberg）报道，尽管美国国际集团得到了1，823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资金，但该公司依然发放了1.65亿美元的“留贤”奖金，在这件事上，费因伯格摆出了防守的姿态。

　　就菲布洛公司的交易而言，费因伯格坚称，花旗集团可以做出自己的决策。“我告诉花旗集团，（这桩交易）使集团中的个人和菲布洛公司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但是，如果他们执意要那么做，就必须提交位列前25位的高管名单，我将照章办事。最后，他们将菲布洛公司卖掉了……如果花旗集团想把菲布洛公司卖给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花旗集团本不必那么干的，他们本可以说：‘费因伯格先生，请设定我们的薪酬标准吧。’”

　　现在，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另一方面，美国国际集团的合同则一直是他“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费因伯格谈到。“因为有些美国人会说：‘不必尊重那份合同。’但是，我确实不能那么做。我不能让那些受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保护的合同作废。”尽管他发现，那些合同既“令人厌恶”，又“骇人听闻”，但是，终止那些合同，并宣布那些合同作废，“并不是可选方案。”费因伯格谈到。“政府，尤其是财政部，是否应该对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履行的旧有合同提出质疑，并废止那些合同的问题，处理要极为谨慎。你不能那么干，因为那是糟糕透顶的公共政策。”

　　“那么，我该怎么做呢？”费因伯格问道。“我会查看法律文件……法律给了我三种选择。”第一，是废止那些合同。“我不会那么做的。人们会说：‘那可是社会主义式的行为，是独断专行的行为，那是出尔反尔的行为，而且是错误的行为。按照法律规定，那些合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种选择是，针对那些合同重新谈判。“我已经尝试过了。‘美国国际集团，你们为什么不把合同中规定的奖励转变成股票呢？从长期来看，它们以后会变得更值钱的。’美国国际集团回答说：‘不，我们就想要属于自己的钱。’好了，如果你们想要钱，那就只好这样了。”

　　剩下的还有第三种选择。费因伯格谈到，根据法律，如果“特别管理员”必须要尊重一个尚在执行的留岗合同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在计算未来的薪酬时，将合同中的金额考虑在内。”当谈到自己与美国国际集团后来的对话时，他扬起了眉毛表示不满，费因伯格回忆说，美国国际集团说：“‘我就想执行那份50万美元的合同。’没问题，你有继续执行那份合同的资格。那好，这样我们就得把你2010年的薪酬减少50万美元了，这就是我使用的‘杠杆’。”

　　最近几周，美国国际集团实施了几个清偿其债务的步骤。3月1日，公司宣布了出售其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计划 ——公司以大约355亿美元，将美国友邦保险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卖给了英国的保诚保险公司（Prudential）。一周以后，美国国际集团称，其旗下的美国人寿保险公司（Americ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以15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Life）。 “这桩交易是向清偿政府债务迈出的重要一步。”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哈维·格鲁伯（Harvey Golub）在第二桩交易计划披露之后的一个声明中谈到。

　　据彭博社报道，后来，3月15日，美国国际集团削减了大约2，100万美元的“留岗薪酬” （retention payments）。美国国际集团的员工承诺，将退还去年根据有争议的留岗合同得到的4，500万美元薪酬，但是，直到最近，美国国际集团并没有退回这些金钱。费因伯格发誓说，如果他们不能将自己承诺的数额退还，就将削减他们2010年的薪酬数额。

　　费因伯格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要确定2010年的薪酬计划以外，他还要贯彻实施国会法令的追回条款，也就是迫使公司退还以前给付的薪酬。“高管偿付了债务并不意味着公司就能免除审查了，我还是要追回以前给付的薪酬的。”费因伯格谈到。“我现在还没那么做，至于说我是否会那么做以及我会做到何种程度，还要以后再看。国会的法令要求我要从每一个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的接受者那里获取数据。”这也是他正在从事的工作。他会“与他们谈判呢，还是会追回已经给付了的那些恶名昭彰的薪金呢？都有可能。大家可以关注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我将如何行使自己的决定权。”（© 世界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