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艾利丹尼森公司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的公益项目“希望工程”捐赠6万美元（约合40.2万元人民币）。艾利丹尼森期望以这笔基金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建立一所新的希望小学，从而确保更多的困难学生都能接受教育。此前，艾利丹尼森还为四川地震灾区捐助超过200万元人民币用于抗震救灾。

　　 提到捐款，人们便会联想到企业社会责任。今天，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分量又如何？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捐款吗？
　　
　　 除了艾利丹尼森，记者进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官方网站，看到自2009年以来，还有光明乳业、韩国NHN公司、QSL体育联盟有限公司、宝洁（中国）有限公司等等企业向希望工程捐款；AMD公司、乔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等等企业捐物。据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汪敏透露：总的来看，近两年来基金会接受的所有捐款收入中，企业捐款占到90%以上。这一比例显然不容小觑。而查看基金会网站页面上方罗列的各种公益基金，也多以企业冠名，呼应“社会责任、创造进取、以人为本、追求卓越”的16字价值观，明白无误地彰显着企业慈善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

　　 然而提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公众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并非慈善。记者在随机采访的过程中得到了五花八门的答案：依法纳税、提高就业、保护环境，还包括“别坑蒙拐骗”……对于捐款等慈善事业，他们反倒显出莫衷一是的微妙态度。公司职员小冯说：“地震的时候，大家都是看着比着捐，真正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应该是一直低调做善事的企业。”

　　 当捐款在一些民众的心里开始变味，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向也该回归了。实际上，日渐成熟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已经远远不止于捐助，更重要的在于对整个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负责。具体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责任――这些对应的恰恰就是如前所述，公众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

　　 明晰了这些责任后，企业把针对这些方面的作为都写进了社会责任报告。2008年5月，上交所要求公司治理板块的公司、境外上市和境内公司三类公司必须在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时要求社会责任报告内容至少包括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方面。

　　 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网则对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9项分类：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产品和服务、循环经济和节约经济、顾客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员工权益保护、利益相关者参与、扶持弱势群体、社会责任管理系统、供应链和教育供给。以艾利丹尼森的社会责任阐述为例，主要侧重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社区维系和基金4个部分，基本上可以在9方面的议题中找到对应项。

　　 林林总总的议题中并没有哪一项直接提示慈善。它或许隐匿于某项议题之中，但也证明了捐助并非企业最主要的社会责任。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应该是在赚钱之外最大限度地关怀和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权尤其是社会权，也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权力和利益。
　　
 　　 中国式责任是企业的懈怠吗？
　　
　　 2008年是很多中国企业第一次被要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从实际披露情况来看，在必须披露的258家之外还有另外32家公司自愿披露。到了2009年，企业们对这一强制要求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数据显示：从2009年1月1日到10月31日，中国的581家企业共计发布了582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已占到全球报告的15%――主动提供社会责任报告开始成为常态。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视社会责任之后，今年1月底的第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上，中国新闻社社长刘北宪提出了“中国式责任”的概念，将社会责任这一舶来品盖上了中国烙印。

　　 何谓中国式责任？国家开发银行教育培训局局长王沅说：“按照开发银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我们理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体现的就是‘中国’的核心，立足中国国情，秉承中国精神，探索中国道路，并且融入国际社会。”中粮集团副总裁董忠心说：“‘中国式’应该把过去的文明历史文化传承和现在结合起来，作为‘中国式责任’，利和义都要。”总结这两种说法，“中国式责任”就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责任――在盈利能力尚不如一些西方大型跨国企业的条件下，中国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差距应当被客观理解。

　　 “公司社会责任”一词本就源于美国，1924年由学者谢尔顿提出。即便如此，企业社会责任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仍然指向赢利至上，相异的只是企业需要注意比赛规则。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70年的《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商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一文，指出“企业的一项、也是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在比赛规则范围内增加利润”。他提到的规则包括以不污染、不歧视、不从事欺骗性的广告宣传等方式来保护社会福利；融入自己所在的社区及资助慈善组织等方面。而直到80年代以后，企业对员工、社会和环境的关注才真正普遍化。今天，在耐克、宝洁等大公司的网站上都能明显看到有关社会责任的报告。以最直接可见的慈善事业为例，有统计数据显示，早在5年前，美国企业和个人的慈善基金为社会提供的资助额度已经达到290亿美元，是现在中国的60倍。

　　 欧美国家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上，走的还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么，当现在中国的企业接触到这些日臻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时，是否可以避免重蹈覆辙，走出一条新路？

　　 现实是，中国也有自己的“即便如此”：理念的完善尚未形成氛围，实践也会遭遇经济实力上的尴尬。

　　 一方面，社会责任在西方国家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在那些慈善基金发展成熟的欧美国家，流行着一种说法：“企业家=慈善家”。人们在衡量一个体面的商人时，很少谈论他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而更关心他对慈善事业捐出了多少钱。因此，西方的企业和个人在聚集了大量财富以后，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通过慈善事业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获取社会的尊重。而中国的企业真正自觉意识到社会责任的存在，恐怕要追述到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即使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社会责任，整体的舆论氛围仍然宽松。

　　 另一方面，“社会责任”被提出之时，西方国家的很多企业已经借助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数量和规模上的迅猛增长，有余力为过去的不可持续之路买单。但今天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实力还比较弱小。2009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唯一上榜的内地民营企业只有江苏沙钢集团。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以要求他们也像欧美企业一样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社会责任上。当然，学者对于国有企业应该承担更大社会责任却早已达成共识。刘俊海说：“国家出资企业是全民所有的企业。这就决定了国家出资企业要比其他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两方面作用下，开启“中国式责任”看起来应该是如王沅所说，是更立足于国情的务实之选。
　　
  　　责任也是一种竞争力
　　
　　 艾利丹尼森中国标签材料部副总裁兼总经理李大刚介绍公司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一是以客户为服务对象，提供品牌标签方案，增强客户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其二是注重慈善和开展公益活动，这包括对灾区和希望工程的捐款，以及艾利丹尼森基金会设立的“发明创新”奖学金；其三是关心员工福利和职业成长，致力于提供一个安全一流的工作环境。

　　 三项原则中，后两项其实都是社会责任的内容。

　　 艾利丹尼森传讯及企业事务部高级副总裁戴艾妮说：“可持续发展是公司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环保的流程和产品、企业的社会责任。”采访中她向记者表示艾利丹尼森的目标是“成为一家员工都希望来此工作的公司，维持社区内的良好关系对公司的业务发展也有帮助。”

　　 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艾利丹尼森的逻辑：负责任地对待员工和社会，那么他们也会给你直接和间接的回馈――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就是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构成了公司的隐性竞争力。

　　 责任也是一种竞争力。2007年国际智库AccountAbility发布的第4份双年报告――《2007年责任竞争力状况》（下称《报告》）包括了一个独特的指数，用以衡量108个经济实体在促进负责任的企业行为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方面的进展。名为“责任竞争力”的这一指数试图衡量在一个国家经济中的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的程度，以及以此为基础，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全球市场竞争力。

　　 这份《报告》描述的是宏观的国家，但国家里有千千万万个微观的企业。对于企业界来说，责任竞争力也可以巧妙地把社会和环境成本转变成可获利的产品和流程。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报告的开始部分突出强调：责任竞争力能够创造新一代的可获利产品和商业流程，而这些产品和流程是符合支持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这一规则的。

　　 要理解中国式责任首先要体谅中国企业的现状。如2009年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上，众多学者专家提出：通过财税等一系列的外在制度设计，人性化地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比一味地强求企业负责更为务实。但如果换一种方式，让企业认识到社会责任是一种竞争力，从而萌发自觉意识，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