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议会是向公众开放的，设有选区议员席、媒体记者席、旁听席等。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确保机会平等和调节贫富差距，正成为当今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1991年，瑞典完成了与此相关的第一部法案———《平等机会法》，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在世界范围内，瑞典在反对歧视、确保性别平等方面的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国家，并被称为瑞典模式

　　冯斌

　　3月18日，瑞典政府宣布，将从今年8月1日起取消允许高校某些热门专业招生向男生倾斜的政策。这一举措看似只是高校招生中的一般性政策调整，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却可以算是瑞典在最终实现机会平等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的一步。

　　说起这一政策的调整，还要追溯回7年前政府出台的另一项政策。2003年，瑞典政府为了缓解高校医学、心理学、兽医学和牙科学等热门专业女生过多的现象，允许高校在招收这些专业学生时，可以向男生有所倾斜。但没想到，这一政策调整随即便在瑞典社会引起了巨大争议。而率先发难者，就是瑞典教育和科学大臣托比亚斯·克兰茨，他在该国最大的晨报《每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说，“这种做法本意是要促进两性平等，但实际上却造成了不平等，高校应向那些学习积极性高的男女学生平等敞开大门。”

　　或许是在克兰茨这番话的“鼓励”下，近年来，瑞典高校招生男女有别的一些做法，使得许多女生纷纷开始寻求法律途径，争取入学和赔偿。比如今年年初，瑞典一家法院就判决瑞典农业大学向44名因性别原因而未被该校兽医学专业录取的女性每人赔偿3.5万瑞典克朗(约合5000美元)。在此不久前，瑞典南方隆德大学也曾因其心理学专业招生男性优先的做法而受到起诉。

　　正是在这一系列涉嫌“性别歧视”的事件推动下，最终促使瑞典政府决定取消允许高校某些热门专业招生向男生倾斜的政策，也在通往机会平等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每年860万件“性别歧视抱怨案”

　　其实，一直以来瑞典都是举世公认的在确保男女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国家。1998年，联合国在一次人文调查中把瑞典选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其“参数”主要是在男女平等和穷人富人之间的经济分配两个方面。10年后，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各国性别平等排行榜上，排在最前面的依然是瑞典。这个排行榜的主要依据是四个方面：男女薪酬、教育机会差异、政治代表权差异和包括平均寿命在内的健康差异。世界经济论坛对瑞典的评价是：男女劳动力就业和薪酬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小。

　　联合国在调查中发现，瑞典在家庭之外从事有收入的工作的妇女比例占74%，而同样参加工作的男人的比例是79%。与其他国家相比，这大概是比例最高也最为接近的一组数字。而根据美国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此前公布的年度“母亲指数排名调查”中的统计数据，在该组织调查收集的19个工业国家和98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母亲及其子女的资料中，比较她们在健康、教育和政治方面所享有的权利，结果表明，居首位的也是瑞典，该国99%的女性受过教育。而这种接受教育的高普及率，直接影响到瑞典女性的政治地位。据统计，最近十多年来，瑞典内阁中更是有近半数是女性。而在瑞典议会中，女性同样也占据了将近半壁江山，而在法国、意大利等国，这个数字不过只有百分之十几。

　　应该说，瑞典在争取性别平等的道路上，迄今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早在1911年，瑞典的女性就有了选举权；1921年，女性更是取得了参加国会选举并入选国会的权利。政治权利的获得让女性有了投票权、参政权。二战后，随着妇女就业的增加和参政率的提高，瑞典的女性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争取女权的运动。由于女性的选票占到一半，一些政党很明智地在他们的党章中规定：竞选者名单中必须保持50：50的性别比例。

　　1980年，为了继续推进男女平等的进程，瑞典政府成立了机会平等委员会，这在当时堪称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推进性别平等的政府机构。1991年，他们又完成了与此相关的第一部法案———《平等机会法》，这成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该法在其第一条中就开宗明义：此法案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在工作、雇佣条款、雇佣环境、其他工作环境，以及工作发展机会方面(工作中的平等)的男女平等权利。这一法案的最基本目标是改善女性在工作中的处境。

　　而随着这部法案的诞生，这个委员会的权威感也逐步建立起来。如今每年，瑞典机会平等委员会都要接受从国会转来的860万件关于性别歧视抱怨的案件，有6位律师专门负责调查和解决这些案件，遇到不能调解的案件就移交给法院。尽管这一部门所做的都是一些琐碎而具体的事情，但正是通过这些事情，瑞典政府在一点点地改善着该国男女平等的状况。

　　机会平等从性别平等开始

　　尽管瑞典的机会平等在世界上已经堪称楷模，但作为瑞典女性本身，对此却仍然并不满意。“我们还是未能完全实现男女同工同酬，”阿妮塔·哈瑞蒙有点沮丧地说，“在瑞典，女性的收入的平均水平仍然只有男性的82%(其实即便是在欧盟其他国家中，像这样小的差距仍不多见，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只有50%—70%)，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唯一原因，就是在工资方面对女性的歧视。”阿妮塔就职于机会平等委员会，同时她也是男女薪资平等方面的专家。

　　加强对这一现象进行讨论的方法之一，是在工作场所进行薪资调查。根据《平等机会法》，雇主必须提交一份全公司范围内的年度薪资调查报告，这将有助于发现业已存在的薪资差异，以便彻底根除不合理的薪资不平等现象。

　　在瑞典，员工的薪资是通过集体谈判而确定的。在很多行业实际采用的方案，往往是建立在个人表现的薪资制度。劳动力市场上的劳资双方都对薪资负有责任。当薪资调查完成后，劳资双方会查看所有的调查结果，以确保不存在薪资不公现象。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作都的确可以奏效。

　　在政治家们意识到薪资平等进程发展缓慢的时候，他们开始加强实施力度。除了薪资调查以外，只要一个雇主拥有十人或以上的雇员，他就必须制定一个实现薪资平等和机会平等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必须涵盖公司的所有工作部门。

　　瑞典模式领跑欧盟

　　对于瑞典文化中的这种平等主义，以研究跨文化心理著称的美国心理学家特里安第斯将其称作为“平面式个人主义”，也就是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通俗地说，就是建立在平均分配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的“垂直式个人主义”，也就是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因此也更能容忍不平等。

　　瑞典人相信，性别平等就是政治，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反过来又推进了社会平等、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也正是在这种核心文化的影响下，瑞典人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对世界作出了一系列的卓越贡献。

　　1994年，具有高度性别平等敏感的瑞典首相帕尔梅提出了一项新的战略———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一战略随后在1997年被定为联合国的国际战略。1974年，瑞典政府规定所有公民(有职业或失业者)均享有“父母津贴”，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引起很大关注。1999年1月，瑞典政府又引入新法案，给嫖客定罪(最高刑罚为入狱6个月)。这个基于“卖淫是对女性有系统的剥削形式之一”的理念制定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法律，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极大的震动。2006年12月，欧共体将在立陶宛建立“性别平等学院”，而瑞典的性别平等政治实践对其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2009年11月，欧盟委员会在其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就业市场上的歧视现象正在加重，有将近六分之一的欧洲人最近一年中在就业方面遭遇过不公正的待遇。报告显示：年龄、种族、性别、身体残疾、宗教信仰以及性取向等，都是诱发欧洲社会出现歧视现象的原因。

　　同年10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盟第八次减少贫困和社会排斥圆桌会议上，欧盟委员会负责就业、社会事务和机会平等的委员弗拉迪米尔·什皮德拉表示，目前在欧洲还有将近8000万的人口面临着贫困的威胁，而这些人群也是最容易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欧盟应该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走出这一贫困的恶性循环。为此，欧盟将2010年确定为“减少贫困和社会排斥年”。

　　什皮德拉表示，“就业市场歧视仍然是欧洲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欧盟在此领域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反对歧视不能只是一句空话，而要成为现实。”而至于如何让反对歧视、确保平等成为现实，瑞典政府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的做法，显然是一个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的成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