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先生在《新世纪》杂志上公布自己的研究发现，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50%，这个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

　　一石激起千层浪，纳税如此之高福利如此之少，让很多国民莫名惊诧。

　　让人惊诧的事情还没有完。虽然缴费很高，但社保依然存在巨大的资金黑洞。3月9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张黎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时表示，社会保险基金缺口将在2035年左右达到高峰，每年会产生1000亿元人民币的“赤字”。另据粗步测算，目前社保基金缺口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难道我们只能在重重税费中痛苦生活？在每年《福布斯》杂志的全球税负痛苦排行榜中，中国每年名列前茅。

　　高税收对应的是高福利，但是，按照目前中国社保资金状况，只要能够保证全民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就是上上大吉，欧洲式的高税收高福利，并不适合底子薄、人口多、正处于城市化转型关键时刻的中国。即便欧盟也无法承受高福利的重负。去年6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警告欧洲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模式未能使人们免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质疑高福利高税收政策。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这场危机（金融危机）是否表明了其它财政政策模式可能更为可取？

　　对于中国而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弥补社保资金缺口。继续加重税负就是对民众的无度盘剥，绝不可行，可行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借力国有企业的发展红利，在资产增值中解决资金缺口；二是提高税费的使用效率。

　　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成为全球有名的赢利大户。进入全球“财富500强”的中国内地企业从2001年的9家扩展到2009年的34家，中石油中石化给境外投资者分配了不菲的红利。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沉浸在全球总市值前三强的梦幻喜悦当中。曾经坏账累累的国有银行，经历了一轮脱胎换骨的注资、改制、引资、H股与A股上市，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风险控制能力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包揽全球银行市值前三甲，上缴大股东汇金公司的红利就不少。并且，通过并购重组，国有企业资产获得了十倍的溢价，投资者给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做出了巨大贡献。

　　反观国有垄断企业对于国民所做的贡献可谓微乎其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指出，“现在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没拿什么钱给社保基金。这样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业，等于减少居民收入。但是，央企的利润应该有相当大的部分给社保基金。”

　　央企的利润有没有用之于民是笔糊涂帐。红利部分大概是没有用之于民。根据国资委的报告，2007年和2008年两年间，财政部共计收取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即通常所说的国企分红）共584亿元，而这584亿大部分投向了2008年出现流动性困难或受到自然灾害打击的一些央企，以及新设央企的资本金。全国人大代表、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就撰文指出，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和使用并没有解决好。真正将其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亿元。

　　央企的税收不少，用之于民了吗？2009年1月~10月，中央本级财政收入31330亿元，其中来自中央企业的税费总额高达9305.2亿元，约占到中央本级财政收入的30%.也就是说，中央财政中有高达三成的收入来自于央企的红利和税费。如此大一笔中央财政收入，只有通过公开财政预算的明细帐，才能确定有多少用于民生，有多少用于社会保障，而有多少成为政府公款支出的成本。没有公开的法制化的预算细则，所谓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就是一笔糊涂帐。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直观感受，税费越来越高，居民财富极不均衡，政府与企业的钱越来越多——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企业、政府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92年占GDP的11.1%、19.1%上升到2007年的22.9%、22.8%，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分化带来了新的隐忧。

　　国企红利用之于民，是解决中国社保不足的根本；提高公共财政使用效率，则决定了中国税收法治化与社会运行成本高低。要改变高税收低福利模式，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