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7月到12月,南方都市报与MIT斯隆管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以及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的郭巍青教授合作,在珠三角5个城市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作为问卷设计者和调研组织者之一,我对“金融海啸”过后的“民工荒”的成因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应对尤为关注。

调研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五个城市进行,从调研结果可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在现有劳动力价格水平上的外来工供求拐点已经到来。根据调查数据显示,超过20%的外来工称有相熟的工友返乡后就不再出来；2006年至今,外来工给农村老家寄回的或带回现金在增加；与此同时,当年给农村老家的家人寄回或带回的实物转换为现金,其均值在2009年剧增,从前三年的不足1000元上升到将近3000元,比前三年的总和还要多,而2009年的收入并无明显提高。这可能意味着决定从珠三角“撤离”的外来工增多。

正是因为金融海啸导致了大量外来工撤离,才令这一轮“民工荒”的成因,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倘若将金融海啸与2007年以前业已出现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与“民工荒”结合起来看,撇除外贸市场的短期剧烈波动,外需增长停滞、产能过剩、外来工收入无法满足生活所需等一系列问题十分明显。

在11月份进行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东莞最大的人才市场表面上呈现供求两旺的局面,找工作的人和招聘职位同样很多,但有趣的是,招工和找工存在结构性的差异,例如,大部分岗位工资待遇只是提升了10%左右,而这个提升根本无法满足农民工对工资提升的期待。倘若深究这一现象,不难发现地方经济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一直以来,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作为第一要务,通过竞相压低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价格来吸引外资,并依赖外部需求市场来拉动就业。这种模式一度被张五常等经济学家称为“中国模式”。不可否认,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是见效快,外资与低价生产要素迅速结合,通过规模扩张不断压低价格,占领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但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令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得以省略掉经济、社会制度完善的成本,而极其依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外来工权利的制度性压制。因此,当外需触及天花板,而成本开始逐步提升的时候,按原有的经济模式,地方政府只能不断地扩大投入,引进大项目。但这些行为只能加剧产能过剩。目前,只有地方政府拿出当年招商引资的劲头,进行区域间劳动力待遇的竞争,通过保障农民工的权利降低工人与企业的生存成本,同时扩大内需,才能扭转地方财政的危机。

无疑,上述种种说明的只是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倒逼政府改善外来工待遇的逻辑。有趣的是,专家调研团12月在东莞厚街调研时得到另外一种看法。由于已过了招工时间,招聘现场只有一位人力资源经理在空荡荡的招聘市场接受专家的询问。他认为,如今外来工的主力已经逐渐从1970年代生人逐步转移到80后、90后,而越是年轻的外来工,对艰苦的生活环境以及非人性化的管理手段的忍耐力就越低,特别是台资企业的严格管理,只有70后和已经成家的80后才愿意承受。而由于长三角的企业多为艰辛创业起家,对外来工的管理比较宽松,而且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工厂区与生活区相对接近,生活并不单调,因此即便是相同的工资,年轻的新生代外来工也愿意选择到长三角工作。

这一情况在2008年我参与组织的“珠三角产业竞争力调研”时也有所体现,不少企业纷纷慨叹无法留住“喜欢喝星巴克”的高级人才,而华坚鞋业的董事长张华荣也指出,由于工人流动性太强,他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留住熟练工人和基层管理干部,他甚至愿意出资兴建商品房来降低这些工人的居住成本。这些情况无不说明,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之注重投资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政策取向,面临彻底调整的挑战。

总之,当前无论是从客观经济结构,还是外来工的主观价值判断,形势都已经与两年前发生了根本变化。当外来工逐渐成为稀缺要素,而外向型投资和庞大产能日益显现过剩的危机时,未来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出台优惠政策争夺的,很可能是今日被轻视的外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