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来中国政府以实现“千百十工程”为目标，在全国具备条件的城市率先推进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三年来成果是十分令人注目的：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经历了思想观念的转变，正走在服务外包发展的探索道路之上。跨国公司和大型服务外包买家十分关注中国正在兴起的新产业风暴，跃跃欲试地试图将中国作为新的服务外包交付目的地。几千家中国服务外包的中小企业，以不断开辟新的市场为手段，运用资本的力量试图通过重组、并购和合作力争尽快做强做大。

尽管不少城市过去三十年在招商引资、振兴制造业外包中积累了许许多多的宝贵经验。然而，面对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服务外包产业来到中国，还是感到有点不知所措，无从下手。服务外包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间不到二十年，形式不但新颖，而且比较抽象，内容也十分庞杂。服务外包产业，服务是基础，是根本，外包只是形式。服务的特点，一是庞大，面广类多的行业，无所不及，无所不包；二是抽象，服务不同于制造业，是一种无形的经济活动，目的是满足人类精神和心理更高层次的需求；三是艰难，要应用高新技术尤其是不断创新的信息技术来实施服务，要求人们运用跨学科，复合学科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进行创造性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劳动；四是多变，由于服务区别于有形产品生产，客户的需求在不断更新和动态变化之中，而贴心的服务又要求特别精细化、个性化。为了能使服务贴近客户，不得不起用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某一需求的专家来完成其中的一些服务内容。因此，服务外包不但要持续跟踪最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还必须使用不断创新的管理模式，才有可能确保终端客户、服务发包商、服务供应商、员工、社会共赢的局面。毫无疑问，示范城市可以借鉴三十年来引进外资和振兴制造业的成功经验。但是鉴于服务外包的特殊性，以及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关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研究服务经济的规律和方法，理顺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经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准。以下笔者试图通过示范城市在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中出现的十个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希望引起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一、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1、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外包产业，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强势的政府已经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和贸易发展的三十年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其中主要的成功经验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尤其是赋予地方财政的自主权。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在吸引外资、营造市场氛围和规范商业环境中大有作为和正确引导。服务外包产业振兴也要发挥中央在服务外包产业方向和政策层面的主导作用，示范城市各显神通，继续利用地方资源优势，以服务外包产业带动地方经济结构的调整。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应该充分利用沿海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和内地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组成结构和成本的差距。示范城市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全方位开展服务外包业务类型在离岸国别、技术水平、流程难易上的阶梯型发展模式。在市场配置优化的前提下，组织引导各地服务外包企业的跨地区合作和有机组合，做到充分、科学和合理地配置资源，扬长避短，真正能够发挥各地的区域优势。因此中央政府应该有意识地指导各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制定切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服务外包发展战略。规范经营方向，避免同质化，防止在引进外资、外包报价以及人力资源使用等方面的恶性竞争。

2、中央定目标地方抓落实

2006年中央政府确定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总体方向和基本思路。2007年国务院提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较之2005年分别增加3个和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到2020年，服务业在总的经济结构中要超过50%以上。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在产业导向、财税措施、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政策、市场准入和中介组织等方面启动了政策研究和探索，但总的来说，中央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指导意见还是十分原则性和宽泛的。这就为地方政府出台一些符合发展服务外包实际的具体措施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余地。因此示范城市不能坐等上面出台全面、系统的政策，应该大胆创新，从产业实际出发，制定有利于产业健康发展的新措施。例如济南、杭州等示范城市出台地方法规保护服务外包企业的知识产权，为今后制定全国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

3、推广国家品牌规范市场行为

鉴于中国制造业外包的发展经验教训，示范城市应该在引导服务外包企业健康发展，维持公平、公正、竞争、透明的市场环境方面做出贡献。逐步统一、约束中国各个城市、地区、企业的非理性的市场推广行为。其中打造国家品牌是推广中国服务外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统一指导下，各级政府要齐心协力力推“中国服务”品牌，而不是诸侯割据，各霸一方，自我突出。在这一趋势的带动下，中国服务外包产业需要有专门的公共品牌——ChinaSourcing，来帮助我们应对国外服务外包大型企业的竞争，始终以“一个声音，一个力量，一个价格”对外，才能提高行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从制造业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到服务外包产业的“中国服务”（ChinaSourcing），这是利用国家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优势，创建和培育具有公共属性的公共品牌、形成“ChinaSourcing”服务品牌的过程，是加快我国服务外包品牌建设的途径。我们的目标是将“ChinaSourcing”作为中国服务外包经济的一张“名片”，并不断打造中国众多服务外包企业的强势品牌。在“ChinaSourcing”这个品牌下宣传中国，以国家公共品牌对外，还可以减少示范城市、企业自身品牌宣传成本，遏制相互间的恶性竞争，从而形成行业发展的“合力”，提高产业和企业防范风险的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制造业和服务外包产业的关系

1、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

中国制造业具有巨大的规模。制造业产品占中国社会物质总产品的51.7%，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同期GDP的39.2%。制造业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主要产业领域，不仅本身吸纳了中国11.3%的从业人员。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基础。服务经济的发展和服务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只有生产要素和人口聚集到相当规模，从而对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产生强大的市场需求，才足以支撑服务行业的不断专业化和迅速发展。制造业同时还有着其他产业无可比拟的带动效应。任何一种机械、电子产品及装备，都不可以没有研发、设计和测试，任何一个有效的商业模式都离不开市场信息数据的采集、分析和整理应用，任何一个现代化工业产品都不可能不需要售后服务。这种保持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为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提供的保障性服务，就是生产性服务。制造业的延伸构成了服务产业的一个部分。制造业向前和向后的延伸就是服务，是与制造业相连的生产性服务业。因此，中国制造业的雄厚基础为开展服务外包——生产性服务业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2、服务外包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模式

由于资源、生态、劳动力和需求等方面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依靠高投资、高资源投入支撑的粗放型模式，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和不可持续性，因此需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有效地利用外资发展离岸服务外包就是典型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无论是发展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外包服务、信息技术应用外包服务、软件开发应用服务的ITO，或是动漫设计和制作、呼叫中心、数据采集分析处理外包、金融保险业务服务的BPO，还是新药发现和开发研究、科研新产品的开发测试、金融衍生品设计、证券分析服务的KPO，都是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向第三产业升级，为生产者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活动。由于此类服务活动往往与先进技术的应用相关，包括服务外包在内的生产性服务的利润和生产力更高。有数据表明，银行业和信息传输业的平均利润超过10%，而制造业的利润率低于4%。

3、发展服务外包和提升制造业相互促进

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很低，97.8%的中国企业都是纯制造驱动而非服务驱动，以致企业普遍受到产品同质化、利润率下降和消费者需求日益苛刻的挑战。中国的制造业长期处在缺乏自主创新、低水平重复、出卖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产业链最低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把国际产业链分为6+1个环节。目前中国基本只占产业链的最低端“1”环——产品制造，而在其他6环——产品设计与研发、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的能力都很薄弱。在这样的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的高端，国际化分工与贸易的丰厚利润流向发达国家。而国际制造产业链的其他6环，也就是目前通用的生产性服务业，往往经过专业化分工成为国际服务外包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以往将发展制造业和服务外包产业互相对立，将其割裂的思想是十分错误的。

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外包来理解提升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实质上是改变过去单纯依靠劳动力的国际竞争战略，向发挥人力资源综合优势和培育人力资本的竞争模式转变，从产业的低端向中高端升级，提高出口商品/服务的附加值和非价格竞争力，获取更多的利益。尽管中国大多数示范城市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发展的重点还集中在制造业上，但是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制造业发展的趋势——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来实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制造业增长。也就是通过市场营销服务的升级，如加快产品设计与研发的更新速度、市场调研、市场拓展、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创意策划、推介会展等，通过外包的管理方式，利用外部智力和知识资源，使得企业不断发现新的市场，创造需求，增强市场控制能力和差异化竞争能力，反过来，带动技术进步和创新，从而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

三、 离岸和在岸服务外包的关系

1、离岸服务外包旨在提升产业的软实力

离岸服务外包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离岸服务外包既关系到科技的全球化，也是服务的全球化趋势，更是生产全球化的必然。对世界而言，经济全球化己不是一种选择问题，而是一种现实问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更使中国具备了开展离岸服务外包的基础设施和商业信任的条件。很显然，离岸服务外包可以增加外汇收入，有利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促进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协调发展。然而，中国如何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持续高速发展，更深层次的是要改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如果说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物质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扩张推动的，那么印度的增长则是依靠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而带来的制度基础设施革新与企业家精神。毫无疑问，有条件的示范城市推动离岸服务外包，其一可以有效地提升社会经济的软实力，使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直接进入到全球化竞争的环境中。通过直接操作和运营发达国家的业务外包流程，不但掌握新技术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奉行“拿来主义”切实地学习企业组织、管理能力、经营理念、人力资源以及企业文化的软实力。其二可以造就一大批通晓发达国家商业流程规范和标准、完全接轨国际化全球经济的管理和运营人才。

2、在岸服务外包势在必行

中国部分发达地区正在进入温饱问题已解决的后工业时代（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和江苏省等省市，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富裕的物质生活满足以后，人们对生活的企盼正在从单一的物质需求转向更多的非物质、精神愉悦和心理满足的服务需求。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快速公交、影视动漫、医疗护理、教育服务、科学研究、信息服务、政府公务等现代服务业正在急速膨胀和飞快发展。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又赋予其巨大的商业市场，随时获取鲜活的客户需求和提供最快的响应能力。如何实现在岸服务外包的突破性进展是各示范城市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政府是有作为的、高度负责任的国家管理机构，应该能够发挥比推动制造业外包更为积极和主动的作用来促进服务外包的发展。除在政治制度上要大胆改革创新、在经济结构上要鼓励发展服务业外，还要从政府的管理模式上摒除“大而全”和“小而全”的陈规陋习。示范城市的政府是否可以试行在凡是涉及到使用纳税人资金于国计民生的行业，率先实行服务外包管理方式。第三方服务外包机构是利益不直接相关的中立机构，可以从机制上杜绝不公正和腐败的发生。加之投招标程序的公平竞争、市场商业合同的法律约束，可以保证人民享受到少花钱、高效率、满意的服务。比如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全民医疗保险”应该委托第三方的服务外包管理来实现。

更重要的是示范城市政府带头把非核心的事务委托给专业机构，来推动国内的服务外包开展。政府内部有编制或非编制的事业单位根据承担业务的性质，应该逐步从政府部门剥离出来，成立以不赢利为目的非政府服务外包机构（NGO）。通过招标的手段、使用商业运营的办法，各级政府率先将非核心、不保密的业务从易到难、从点到面尽可能多地外包给专业机构来完成。采用服务外包形式可以有效地减少行政开支，大大地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和人民的满意度。比如国家地方政策一般性的咨询、研究机构，信息调研和采集机构，各级统计管理机构，各级质量监管机构，各级人才管理机构，各级非机密的档案机构，各级文化附属机构等都可以采取第三方的管理方式来解决政府长期行政开支居高不下、人员容冗庞杂的积弊。

3、离岸和在岸服务外包并举发展

离岸和在岸服务外包并重，以离岸来带动和促进在岸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服务外包是崭新的服务业管理生产模式，开展外包的先决条件是任何组织运营必须建立在一个完整和健全的信息化流程基础上。在实施外包业务前必须对一个组织的业务流程进行管理、分析、重组和拆分。可见业务流程的拆分是现代服务业高度化分工、精细化经营管理的前提。受全球化经济竞争白热化的形势所迫，跨国公司率先从制造业开始采用外包模式，进而服务业效仿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关注核心业务、提升竞争优势。开展离岸服务外包可以直接地进入发达国家优异的企业管理流程之中。通过学习和培训大幅度地提升服务外包企业本身的管理水平，同时也为将来到中国国内的服务业移植和学习现代服务业高度化分工、精细化经营管理打下坚实的知识和人力资源基础，进而提高国内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因此，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可以促进在岸服务外包的开拓和发展。目前国内许多组织运用信息化手段改善经营模式，为开展在岸服务外包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大多数组织已经全面或部分实现业务流程的信息化，因此有效地提升了工作效率，也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也具备了开展ITO、BPO和KPO的必要条件。而建立大批能够组建、研究、分析、重组和拆分各行各业业务流程的咨询服务队伍，则是开展在岸服务外包的当务之急。这是一支集高度智慧、丰富经验、复合学科于一身的知识服务队伍，需要尽快扶植和培养。

不具备离岸服务外包的示范城市切忌“一窝蜂”和“原样照搬”他人的方法。建议先易后难，先进行在岸服务外包的试点。在示范城市能力范围之内，从一些信息化比较完全、规范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开始，比如银行、电讯、制造业等企业或政府信息中心，聘请专业的服务外包咨询公司，进行流程设计和优化，在此基础上，从整个业务范围中剥离一部分业务出来，成立自负盈亏的承包部门，逐步走向合同制的商业外包形式。在开拓出一定实力的在岸的服务外包基础上，再采用 “国际订单换市场”办法，吸引服务发包商合作，开展离岸服务外包。

四、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的关系

示范城市应该深刻理解发展服务业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的要求更高。尤其是离岸服务外包不仅是硬件设施的要求，更注重软环境的建设和完善性。基础设施是泛指国民经济体系中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提供一般条件的部门和行业，包括交通、邮电、供水供电、商业服务、科研与技术服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技术性工程设施和社会性服务设施。毋庸置疑，中国在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交通、能源、通讯和教育设施为例，对比中国、日本和印度，中国在高速公路、飞机场数、电力装机容量、移动电话拥有量以及大学数量的基础设施拥有量都大大超过日本和印度。

然而，服务型经济的转型为示范城市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整个城市环境的提升，这样的需求不是仅用资金就可以获得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更需要理念的更新，作风的转变，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进步，更多的涉及到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设施和配套应用平台、公共服务系统、商业友好环境、生态协作系统等软环境的构建和设计。示范城市的北京宽带覆盖率目前只有55%，远远低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平均80%以上的覆盖率，中国其他二、三线城市的情形可想而知。各示范城市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行政审批和环节过多，工作效率低下，数据和流程管理水平极低，政府利用信息化手段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不高。东方文化的习惯，轻视服务，缺乏先进的服务理念，不认可第三方服务的价值；缺乏诚信，几乎没有服务的标准和规范；居住环境其实在服务外包产业中尤为重要，因为服务完全是人的产业，众多人群聚集，首先要求生活环境适宜，包括住房、教育、保健和生态；再则是社会环境是否安全，保障措施完备与否，城乡协调程度；还有商业环境，购物的便捷，各类金融、商业服务的配套等等，这些是许多示范城市目前存在的短板。

五、大专院校和人力资源的关系

1、大专院校的人才供应和企业需求严重错位

合格人才的匮乏是目前中国离岸和在岸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发展的主要障碍。专学校的供应和企业需求的严重错位是当前中国离岸外包人力资源供应的基本状况。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维持传统的计划经济培养模式——“以产定销”，即专业设置没有紧跟市场的发展和变化，尤其是无视和IT密切相关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的知识管理和人才结构的需求，造成专业设置和需求的严重错位。因此，当前中国还无法提供三类人才：一是具有市场开拓、运营管理、创业精神的领军人物，这是服务外包最为重要的人才, 这一类人应该具备丰富的海外从业经验、广脉的商业资源、宽阔的国际视野以及识别和使用各类人才的技巧和能力。第二类人才是中层管理人员,他们是企业的中坚骨干。许多离岸服务外包企业正在注意自己培养这类人才, 短期内从制造外包企业中发现和培训中层干部可以满足快速扩张的需求。培养具有离岸外包能力的大批编程技术员和业务流程技术员等第三类人员是当务之急。他们应该具备基本的外语能力、IT的较新知识和技能、行业的流程管理规范、起码的职业素养, 还需要经过所谓的“最后一公里”——培训的流程来完成补课。

2、服务外包短期培训只是人才供应的补充方式

由于离岸外包规模和业务内容限制, 针对这三类人才的需求,目前中国企业和政府还只能关注于基础人才(即第三类)的需求和支持。在示范城市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下，应运而生的服务外包机构正在填补这方面的严重不足。由于培训机构着重短期的培训，事实上只能够承担单一内容或临时项目的人力资源培训要求。主要集中于外语补习、专业调整、充电和补课之类的短平快职业训练。很显然，仅仅发展培训机构是无法满足服务业源源不断的、各类合格人才的旺盛需求。诸如领导能力、市场开拓、管理能力、语言技能、服务意识、职业素养等都不是在几周、几个月内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况且，培训机构是一种企业行为，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无论是师资的储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还是资源的整合，都使得培训机构想不到也不可能着眼于形成长期、全面、创新的服务外包培养模式，也无暇建立完整、系统、成熟的课程体系。不可否认短期内培训机构可以起到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补充和应急作用，但作为服务外包人才发展战略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远远不够的。

3、根本的人才供应期待高校的改革

若要源源不断供应合格人员的根本措施是要鼓励大学实施面向经济发展，面向产业需求的学历教育改革试点。南昌、无锡、苏州、武汉、西安、天津、重庆、成都等示范城市都在积极尝试开展以服务外包为方向的学历教育改革。从培养模式定位、专业方向、师资组成、教材编写着手，和服务外包企业共同探索新的人才供应之路。其中典型的是新成立的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其定位于为中国现代服务业培养应用型人才（不是科学研究人才！）的发展新方向。

从服务外包产业入手，紧紧围绕企业的实际用人需求，开展既和IBM、微软、凯捷、思科、瑞萨国际等知名企业，又和当地晟欧、东忠等著名企业合作开展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实训内容的改革和创新。主要特点是突出外语实际能力（听、说、读、写）的培养，保证满足企业日常的离岸外包沟通交流的需要。严格职业素养的训练，创造“仿真企业环境”，在真实的职业岗位上获得经验和积累。知识教育和技术传授坚定不移地立足于实用，坚持企业兼职教师参与教学和实践活动。采用“三三制”的师资队伍，1/3海归和外籍教师，1/3企业兼职教师，1/3专任年轻、高层次教师，确保国际化、实用型培养模式的实现。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就是试图走一条探索之路。以成立“金融服务”专业为试点，面向金融服务行业极其紧缺的应用型人才，组建由金融实务占2/5总课时，信息技术占2/5总课时和服务管理占1/5总课时，三门学科融合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并坚持和跨国公司无缝合作，共同开拓应对今天甚至明天的人才需求模式。得到商务部马秀红部长、李志群司长和蔡奇市长的鼎力支持。然而，符合服务外包产业需求的学历教育改革面临着体制、机制、观念的巨大挑战，这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大学可以简单实现突破的，但是市场的紧迫，产业的呼唤，学生的需求又迫使大专院校必须尽快实现改革。

六、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

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或者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制造业形态，一不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二不是技术设备为主体、人为辅助的产业。而是人脑加电脑，是以人为主体，机器（电脑、网络、软件）为辅助的新型经济活动形态。服务外包产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其实都可以囊括在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创新理论”中指出的五种“创新”情况里: 1、提供一种全新的服务; 2、采用一种新的服务方法，这种新的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学新发现的基础之上; 3、开辟一个新的服务市场; 4、一种新的服务供应来源; 5、实现任何一种服务的新组织。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指出“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的竞争”。商业模式创新贯穿于各种业态和产业链中，它的本质就是盈利模式的创新。不同产品形态、不同收益模式能够延伸出多种形态的商业模式创新。 服务外包产业中的商业模式创新更加重要、突出。技术创新在ITO、BPO、KPO中的体现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或先进技术在服务中的创新性应用——实现全新的服务内容（比如手机或电话经由呼叫中心通知客户银行信用卡支付款项），或采用新的服务方法（人力资源的远程外语教学培训）。而更多的是服务外包商业模式的创新：包括新市场开拓导致服务需求的增量（异地医疗社保的数据传送），对日或对欧美的离岸服务外包供应来源（由在华的知识劳动完成对日本和欧美国家的服务输出）。充分授权服务外包企业员工独立、自主、自由地提供服务是一种崭新的服务外包企业的组织形式（流程培训、职业规范、弹性工作制）。要求每一个员工作为服务提供商的代表在和客户的互动中完成服务。一言蔽之，服务外包产业更多的是需要商业模式的革新，在先进技术的驱动下，不断在模式创新中实现服务内容、形式、组织管理的创新和服务增值。

七、高端服务和低端服务的关系

凡是示范城市都在一心追求发展所谓高端服务外包产业。在此先要讨论一下什么是所谓的高端服务和低端服务。商务部的服务外包企业认定政策似乎代表了官方的高端服务定义——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遗憾的是这样的定义根本就没有肯定盈利模式创新企业，尽管“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的竞争”。离岸外包企业几乎全都从事高端服务业（因为属于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业），尽管服务内容并不意味着都是高技术、高利润和高人才。即使如此定义，现状是目前一些示范城市拥有的离岸外包企业还是无法形成产业规模效应，无法成为提升经济发展的亮点。另一个现实是中国服务市场的容量巨大，中国理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业生产与消费大国之一，然而中国目前制造业的低下档次，紧随“中国制造”其后的“中国服务”还很难开创一个广阔的高端服务领域。中国大多数消费性服务业，即直接为居民生活消费服务的行业，如商业零售、餐饮住宿、旅游业、文化娱乐等，尽管市场化改革程度比较彻底，但消费性服务业的行业集中度还十分低下、规模偏小。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的步伐不快，仍然以技术能力差、生产方式陈旧和效率低下的低端服务为主导。高技术服务、生产性服务和专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