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深圳究竟是对还是错？打拼了3年后，一位清华毕业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高房价下如何留住人才？从个人的疑问谈起，今年广东两会，省政协委员、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秘书长王理宗昨日直言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已是城市的忧虑。

　　“房价高企，吓跑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内地与中小城市，削弱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城市竞争力，这是深圳的大问题，也是广东的大问题”。做足“功课”的王理宗已经提交提案，建议政府加强软环境建设，化解高房价硬伤造成的人才流失。王理宗坦言：“说创新，说改革，最根本的还是人的问题。特区成立30周年，汪洋书记给深圳出了三道题。深圳过去成功靠的是人才聚集，现在留不住人是深圳的硬伤。”

　　“居不易”是硬伤：而立深圳要留下而立之才

　　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王理宗表示这不是个案，而是会员企业遇到的共同问题。那位毕业3年的小伙子出身名门，学的还是不愁饭碗的自动化专业。当年能来深圳，靠的是学习成绩这个硬本事。然而去年底的同学聚会，回西安、南京的同窗谈的是如何买了房子，如何准备结婚，过去的佼佼者眼下却是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和自卑感：尽管拿高出别人一倍的收入，可房子却是没影的事，积蓄只够买一间房。是不是该回老家看一看，于是年青人眼下开始打听家乡企业是否满足专业对口的简单要求。

　　“居不易”，自然会找“容易居”。王理宗表示，他特指的人才是到广东时间5年以内的新近人才，与旧有人才已在城市安身立命不同，他们特别具有创新和冒险意识，流动性大。据他调研，不少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海外留学生眼中的广东是这样的：以广州和深圳为代表的大城市，曾经给予无数前辈们以财富和梦想，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改革开放初期井喷、爆发式的财富增长机会相对减少，创业、生活和经营的门槛不低，一般和偏高级人才受重视的机会较少……

　　“其中，高房价导致人才流失早已在网络论坛广泛讨论。试想，博士生、海外留学生付出比同龄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完成学业之时年近30，面对的是空白的事业和人生起点、虚高的房价，而内地同龄人很可能已经初步建立家庭找到事业起点。尤其是深圳作为移民城市，本土人才少，大部分靠引进，而引进的人才对房价的敏感度远远大于本地人才。如果不能安居，又怎能乐业，即使能够引进，没有安居，也难以真正留下他们。

　　我们常说“三十而立”，深圳今年30周岁。“而立之年的深圳留下这些而立之年的新鲜血液，绝不是简单地口头说重视就能解决的问题。”王理宗直言，高房价下如何留住人？这将是深圳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必须正视的硬伤。

　　三招“软化”硬伤：制度创新让深圳重新领跑

　　在王理宗看来，高房价的硬伤不光深圳独有，而是一线城市的“通病”。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在最大限度体现人才价值、促进人才自由流动、赋予专业技能成长空间等方面及早打出“组合拳”，深圳将可能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以柔克刚，重新成为领跑者。

　　薪酬有保底

　　试行中高端人才

　　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是保底，为什么中高端人才不能也设立最低工资制度。”王理宗表示，深圳不妨在薪酬标准上搞搞“新意思”。

　　“现代产业升级的核心是人才升级，人才升级的核心是人才价值升级”。出于单纯功利性动机，绝大部分企业对人才原有技能采取消费式而非开发式应用。他认为，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首先要把传统的人才消费模式转为人才投资模式。在政府层面，广东近年多次调整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对象针对农民工。建议考虑选择某个城市，比如深圳，试行推出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海外留学生最低工资标准，给人才分级别，建立类似于公务员的工资体系，赋予人才基本的价值参照体系，保证最低生活标准。
 

　　政府激励技术成果应该从人才金字塔顶端适度往下延伸，使其奖励范围更宽泛，在原有市长科技奖、质量奖的基础上推出更多惠及面更广的奖项。此外，政府大力鼓励企业培养人才，可以考虑推出企业几年内再培训一定数目的员工可以获得政府奖励，颁发荣誉奖项，刺激企业投资人才的热情。

　　流动不设限

　　建人才公共交易平台

　　“受工商部门的登记机制限制知识、技术、管理及技能等要素参与股权分配的流程十分繁琐。”王理宗称这使企业在人才引进过程中的激励模式受限直接影响人才引进的效率。此外目前人们对人才价值的判断较多的停留于对人才历史价值的运用而对未来价值的开发重视不够这一观念严重制约了知识、技术、管理及技能等要素价值的开发。

　　由此王理宗分别提出了两项建议。首先政府应对现有工商登记机制进行改革简化企业在人才引进及奖励过程中的扩股、赠予等程序为股权变更创造便捷条件。

　　其次，建立行业性的人才公共平台推动知识、技术、管理及技能参与分配。具体而言政府可以向协会、商会购买服务协会、商会每年对行业内人才进行薪酬调查对中高级人才的能力、信誉等重要信息进行收集向行业内公布并建立行业内的人才价值模式供行业参考。把人才管理纳入社会管理体系，深圳有国内最健全和管理规范的社会组织，可以考虑大胆试行各类人才放入各行业协会评估，建立起人才公共交流平台，即人才市场化的“履历经验”，类似于银行的个人信用体系。这样可以减少人才流动障碍，降低流动成本，“这相当于人才就像汽车零部件，不论流动到哪个企业，都可以获得基本的肯定，不需要重头做起”。

　　住房有保障

　　政策要向夹心层倾斜

　　谈到保障性住房，王理宗认为除了低收入家庭，高素质人才也应是重点倾斜对象，尤其是那些身处夹心层的技能型人才。

　　王理宗表示，最高端的人才会有政府补助，但游离其中的中高级人才、夹心层人才、普通人才往往两头靠不上，这些人才是深圳产业的人力资源基础，不能任其流失。因此，在政策设计上，深圳要考虑这些“三十而立”者的住房需求，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解决。此外，对于那些刚刚落户深圳的大学生，不妨推出“公共租赁房”，办法就是“能否各个区出一点，企业出一点，个人再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