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过去这些年，农村解放出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他们乘着火车或者骑着摩托从内地远赴沿海寻找工作机会，支撑起中国制造业的昨天;现在，沿海制造业尤其是其中的代工产业正在迎来一场世纪变迁。
对于中国制造产业的现状，读者已经不陌生了。过去这些年，农村解放出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他们乘着火车或者骑着摩托从内地远赴沿海寻找工作机会，支撑起中国制造业的昨天;现在，沿海制造业尤其是其中的代工产业正在迎来一场世纪变迁：纵深向内陆地区腾挪，或者干脆远涉重洋。这一场世纪的迁徙，将重塑中国制造产业格局。本组报道追踪那些滚滚洪流中的产业和劳动者，他们若能安好，便是中国经济之幸。
“世界工厂”东莞：影响十多年的“用工荒”正在消解
对于今年东莞的用工市场，当地一家制鞋企业总经理肖永康已经感受到一些细微的不同。
“今年工人没那么难招。”肖永康说。
日前在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走访发现，影响中国制造业十多年的“用工荒”现象正在消解。虽然今年企业用工整体形势仍然严峻，但是部分企业感觉招工难压力已有所缓解。
用工荒开始出现裂口的背后，一方面是当地企业搬迁或停止经营的继续;此外，越来越多的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开始削减边缘产品，减少人力需求;也有不少企业徘徊观望后，在这一两年小心翼翼地踏上了转型之路，进入新兴行业，更多的劳动力得以释放。
招工难较去年缓解
近年来，东莞市企业转型升级、加强技改、“机器换人”等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效率，弥补用工不足，但部分行业企业仍存在一定用工缺口，薪酬待遇较低、传统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普工短缺已成常态化。
本报记者走访发现，在东莞虎门镇、长安镇和厚街镇等地的工业区，不少工厂都在附近的街道上竖起了招工广告牌，涉及各个行业，如制衣、制鞋、电子、家具等，薪资待遇颇有吸引力。在厚街镇，一家电子厂招工牌上不仅承诺每月25日准时发放工资，综合工资为3500元/月，还保证在宿舍免费居住并享有WiFi。
本报记者驻留的半个多小时，没有看见一个求职人员上前问询，该企业招聘人员颇感无趣，转身去和旁边另外两家工厂的招聘人员闲聊。
根据东莞市政府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市用工缺口约为10万人，与往年相比，基本持平。但是在用工缺口依然巨大的情况下，肖永康已经感受到一些细微的不同。
肖永康的公司主要生产中档女鞋，销往欧美等地。他告诉本报记者，今年身边的制鞋企业中已经关门或搬迁至内地的比较多，大约有两三成。
东莞市电子行业协会秘书长尹建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从年初到现在，该协会230家会员中已有3家结业关门了。
肖永康说，部分企业的关门导致人才市场上流动的工人人数增多。他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当地另一位企业主的印证。
东莞市潇洒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周峰说，用工难与去年相比稍微有所缓解。除了部分工厂关门释放一部分劳动力之外，还有一些劳动力虽然之前受到家乡工厂的吸引回去就业，但是由于生活方式的不习惯或薪酬达不到期望值又回到东莞了。
周峰的工厂位于东莞大朗镇，员工人数约300人，3月底基本已经招满。“现在可能还会有人员流失，但是补充起来不是太难。”
不过，周峰强调，上述两种类型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占比很小，整体来说招工仍很困难。
业务“瘦身”提高利润
在东莞，一些企业搬迁或停止经营了，同时一些积极的变化也在悄悄地发生。不少企业主开始调整市场定位，进行业务“瘦身”，砍掉一些技术不太成熟的产品或利润低的订单。
周峰说，身边开工厂的朋友大概有六七成开始削减产品。他将这一关系到企业效益升降和生死存亡的动作称为“战略取舍”。
周峰的企业2003年建立，此前生产多种金属制品和工艺品，以钥匙扣和烟灰缸为主，也制作项链和徽章等。不过现在，他已经完全抛弃项链和徽章的业务，专门生产技术力量相对雄厚的钥匙扣和烟灰缸。“项链和徽章不是我们的长项，并且耗费工厂近30%的人力。现在这部分人力一半被释放出去，另一半用于扩大主营业务，人力成本就没那么大了，招工难的情况也得以缓解。”
人力成本上升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从今年5月1日起，东莞市实施新的最低工资标准：1510元/月(折算为8.68元/小时);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14.4元/小时。
在本报记者采访中，不少“80后”和“90后”的工厂一线人员表示，每个月基本工资加上加班费到手3000多元不是什么稀奇事。这个工资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于生活消费水平更高的深圳。
除此之外，周峰也砍掉了一些利润微薄的订单。“砍掉之后用工人数虽然减少，但工厂效益反而增加了。比如，原本5000万元的营业额净利润只有10%，也就是500万元，但现在营业额即便缩减到了3000万元，但净利润达到20%，也就是600万元。”
转型至新兴产业
尹建文说，很少有会员企业转型至服务业，更多的是在制造业内部转型，比如从生产A类电子到生产B类电子。
东莞网商会是一个民间机构，会员主要是中小型企业，涉及各个行业。该机构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受市场大环境的影响，今年会员企业结构转型的不少，部分去了服务业，部分是从代加工行业转做新兴产业，或去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紧俏产品。
面对原有产品利润日益微薄的现状，上述企业虽然迫切想进入新的领域，获得高额利润，但是未知的风险令这些企业大多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一边经营原有产品，一边以既有资金来投入新行业。
吕广喜是个典型的案例。他在东莞市一家五金饰品公司担任了十几年的总经理，但他现在的头衔更多的是和手表挂钩。
几年前他开始注意到国外一些手表大品牌价格十分昂贵，国内中等价位手表市场相对空白，去年他将打上自有品牌的手表推向市场，定价在两三百元至两三千元，目前已经有20多个加盟店。
“生产领域我们只做最后一道工序：组装，前道工序全部交给内地人力成本更低的工厂去完成，因此需要的人力减少。”吕广喜说。他计划在手表业务成熟后，缩减原本的五金饰品业务。
众所周知，流动人口的比例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截至2013年，广东是跨省人口流入最多的区域，跨省流入人口比例高达近30%。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回迁至内地，一场关于人口的争夺战早已打响。
东莞一位在安防产品工厂务工的“90后”小伙殷海曹告诉本报记者，自己来自外省，家乡的开发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大量的建筑大楼拔地而起。他闲暇时几乎跑遍了东莞所有的安防工厂，比较产品的性能和价格，以便下半年回家创业，售卖安防产品。
与此同时，东莞市的“机器换人”计划也在加速推进。周峰的一个朋友已经引进了机器人，“对于那些简单的重复性动作较多的工序，机器人使用价值非常高。它们可以24小时工作，购买成本也不高，有些机器人一台的价格还不及一个工人一年的薪水。”
候鸟归来：老板跟着工人内迁
4月。河南周口市商水县。5点45分，手机闹钟响起。赵惠娟伸手把铃声摁掉，起床。
半个小时后，赵惠娟把儿子叫醒。儿子极不情愿地起来穿衣、洗漱、吃早饭。
6点45分，母子二人准时出门。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要在7点一刻之前赶到学校。送完儿子以后，她便可以放心去工厂上班。
赵惠娟所在服饰加工厂的上班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50分，不过她骑自行车通常只要20分钟就可以到达。换上工作服，把披散下来的头发扎成马尾，低头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赵惠娟便同工友们一起进入车间。
回家上班去
赵惠娟今年31岁，14年前她离开家到经济更发达的长三角去打工。“时间过得真快。”赵惠娟说。2008年，在家人的催促下，赵惠娟回老家相亲，然后迅速结婚生子，“在老家，我已经算是晚的了。”
和她一样外出打工的同乡女孩子几乎都是沿着这样的生活轨迹行进。“念完初中出来打工，过几年就回老家结婚。”赵惠娟说她们这里的女孩子鲜少外嫁。
“这两年，市里、县里建了很多工厂，都要招人。”赵惠娟现在一个月的收入比她当时七年前在外打工时多不了多少，听说现在沿海城市的工资已经翻了番，但她不羡慕，“老家消费比大城市低，而且亲戚朋友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2009年，姜信阳发现，他的服装加工厂里的工人人手不够用了，“那些从内陆来打工的女孩子，做着做着就没人影了。她们过年回家，然后过完年常常就不回来上班了。”在中国大多数的服装加工厂里，女性工人占到80%以上的比例，有的地方甚至超过90%。
早几年前，姜信阳的工厂和商水的一家职业学校有合作，职专开设培训班，向工厂输送工人。所以他在南通的服装厂里有许多河南籍打工者。人员不断回流让他决定去当地考察。他证实了赵惠娟的说法，“当地的风俗是女孩儿不外嫁，最好就是本村的，最差也要是隔壁村。”
楼小军的服装厂位于郑州郊区。说是厂，其实里面不过有三四十个工人而已。楼小军目前的订单源于他的前老板陈贤忠。离开前，楼小军已是厂里的一个监工，熟悉服装代工的整个流程，一年的收入跟一个大城市白领的年薪差不多，“一个月一万多，还是账面上的。你信不信?”2014年年底，他回到家乡开创自己的生意，成了自己的老板。
“杭州那边的老板自己开始做品牌，原来接的订单做不完，就外发给到我这里。”楼小军在车间里忙进忙出。他信心十足，今年的计划是扩充到100个人，“在这行做了十几年，有了资源。”他补充说，“这里的成本也(相对)便宜点。”
沿路驱车开往楼小军的厂，那一带几乎都是各家服装厂的标识，“大的一千多人，小的十几个人也有。”按照楼小军说的话是“各有各的活法”，许多大工厂接了单子，有些来不及，就会外发给附近的小工厂甚至小的加工作坊来操作，业内称“飞单”。
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4年，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到省外务工的比例逐年下降，分别为47.4%、43.6%和39.0%;选择在本地务工的比例逐年增加，分别为24.2%、30.3%和38.1%。
家乡风俗习俗、大城市的生活压力、老家同样有商机等原因让人们选择回老家去工作。
这也许是好事，但对有些人来说却不是，比如姜信阳。
姜信阳内迁到河南的服装工厂
幸运的内迁者
时钟指向上午11点半。
姜信阳在车间里走了一圈后发现衬衣检验处的机器没有摆好，他立刻把小组长叫来。刚说完，电话就响了。前两天接待的日本客户已经到了机场。
姜信阳的服装工厂创立于1992年。这家位于江苏南通的工厂当时是中日合资。1997年经济危机，日方受到影响决定撤资，姜信阳的家族全盘接下了这个工厂。
“南通工厂里的本地工人平均年龄已经超过40岁，而那些最早从事这个行业的工厂主年龄大多都接近60岁。”在姜信阳看来，沿海地区的富裕让当地的人口红利不复存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80、90后的独生子女几乎不可能到工厂里来工作，老一代的工人年纪大了，但新的却接不上，于是当地诸多服饰加工厂出现了断档，“即使有订单也不敢接，因为没有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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