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典型，立榜样不但是国家常用的手段，也是大小企业经常采用的管理办法。但是绝大多数的榜样就此成为了模样，甚至成了作秀和粉饰的工具，连榜样本人都不相信的典型树立起来，成了管理者和员工之间“过家家”的笑话。 

从管理角度讲，树立典型和榜样是有力量的，有效的。但是只有树榜样一件事儿，没有“然后呢？”，榜样就成了“模样”，于是成了笑话。

孝公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商鞅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开始推行革新时，为了取信于民，他派人在城中竖立一木，并告知：“谁人能将之搬到城门，便赏赐十金。”秦民无人敢信，后加至五十金，于是有人扛起木头搬到城门，果然获赏五十金，从此宣示与开展孝公变法，史称“徙木立信”。

对于秦也好，商鞅也罢，南门立木不是单纯树立一个榜样，而是立“信”，有“信”才可以顺利实行接下来的改革。南门立木之后，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不管是“君爵制度”还是“连坐制度”顺利实行，源于立“信”。

大秦一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异类，因为大秦是少有的可以称之为“帝国”的朝代，因为基于“信”，实际上秦国乃至后面的秦朝建立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的“契约性社会”，而契约精神是西方民主、管理和经济文化的原始基础。在契约精神至上才能建立现代激励、绩效考核、职位体系和组织变革。

还原回中国，在无为而治的黄老哲学和刑不上大夫的儒学的土壤里面是长不出现代管理的小苗的，严格的按照法家逻辑统治和管理的秦国有着一架机器般执行能力和流程控制，整个帝国的运转不啻于法度严格的现代企业

【商君书】还记录着另外一件事儿：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

说的的很有希望继承秦国大统的公子虔（嬴虔），逊位给秦孝公，并只担任了太子的老师，这位文武全才的皇叔，再次因人犯法，到底是贵其身份-左庶长（相当于首相）、名将、王子、皇叔、太子师、当朝秦王的兄长、改革的坚实拥趸？还是坚持法度，不因人废法？铁血的秦人选择了通过“南门徙木”而确定下来的“信”，于是公子虔被处以劓刑（割鼻），劓刑在某种程度上是比宫刑更具羞辱性的处罚-毕竟五官上的伤残是众目所见的。

我们其实没办法探讨清楚，基于契约的现代（西方）管理学和基于人本的古典（东方）管理哲学的优劣之分。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契约型的现代管理是关注管理效率和自动顺滑运转的。没有境界和足够的道德、文化约束下，探讨东方式管理是事倍功半的。中国企业在汲取东方养分的时候，常遇到的尴尬是：有大把管理哲学，没有一条行之有效的管理科学。毕竟对一个商业组织而言，员工首先是一个管理节点，其次，才是一个“人”。不是每个人的涂鸦都可以称之为“印象派”画作的，因为所有印象派大师都有非常严苛的素描功底，没有素描基础的印象派画家就是涂鸦师。没有管理科学功底的洗礼的所谓以“人为本”的管理，也是一样。

作者曹辉，万古科技咨询事业部总监

人力资源管理专家，资深管理咨询师，管理专栏作者，致力研究有效管理变革的实施落地和管理数据深度挖掘分析，维氏人力资源管理法分析模型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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