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出乎所有人意料，4月14日，微软宣布中国区总裁梁念坚离职，一张洋面孔取代了他。

         就在几周前，梁念坚还曾高调现身Windows Phone 7.5系统北京发布会，接受采访。这意味着微软将在全球第一大手机市场与其他操作系统企业正式开战。而根据规划，Windows 8下半年将发布。微软中国正面临一场硬仗，似乎没理由临阵换帅。

        上周，《华尔街日报》曾发表一篇名为《亚洲濒临物种：外派高管》的报道。其中提到，在亚洲开展业务的西方企业，更愿聘请当地人充当区域重要职位，而不是外籍高管。

        但一个例子是，外企进入中国20多年之后，“本土化”这个词在中国出现的频率已大不如前。难道，跨国巨头认为它们在中国已没多少障碍了？

        洋总裁多起来

        接替梁念坚的是微软德国副总裁Ralph Haupter。这也是微软中国历史上首位洋总裁。此前16年，微软中国6任总裁全由华人担任，其中包括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这可不是个案，而似乎成了一个趋势。2011年，惠普任命史蒂夫·吉尔(Steve Gill)为惠普中国总裁兼全球销售副总裁，去年7月生效。

        与微软中国一样，吉尔也是惠普中国成立以来总裁岗位上出现的第一位洋面孔。从1985年的第一任总经理刘季宁开始到今天，惠普中国总共经历了7任总裁。早期几位人们大多已不熟悉，但程天纵、孙振耀、符标榜，以及任职仅7个多月被吉尔接替的原摩托罗拉中国总裁高瑞彬，至今仍活跃在产业界。

         其他IT巨头也有类似趋势。在跨国巨头中，英特尔大中华区总裁杨叙算是一棵“常青树”，几年前上任后，除了中间短暂调岗外，至今未见更替动作。但2011年5月始，公司新设一个新职位——中国区董事长，杨叙之前的老上司马宏升(Sean Maloney)担任。

         类似的架构，也出现在思科中国身上。2009年，在杜家浜、林正刚两任华人总裁后，思科任命史瑞夫(Jim Sherriff)担任中国区董事长兼CEO，林任副董事长。林退休后，亚太区总裁陈仕炜担任中国区总裁，史瑞夫的中国区董事长未变。

        此前，ACER中国区总经理也曾出现类似一幕。原总经理赖泰岳为德国人艾仁思取代。不过，之后ACER老将林显郎取代了德国人，执掌中国区。

        新面孔背后

        洋面孔增多的背后动力是什么呢？

        在发给大中华区团队的邮件中，梁念坚说，离职是个“艰难的决定”，也是必须做出的决定，“要为家庭着想”。

        但很多人认为，照顾家庭的理由并不充分。曾担任过微软大中华区CEO的唐骏在微博中说，微软中国总裁换成外国人，这还是第一次，“只能理解为微软希望中国总裁和总部沟通需要加强”。

        关于梁离职，业界猜测多。说法之一是，Windows 8即将上市，微软总部希望大幅提高该系统预装价，但部分OEM厂商抵制，总部认为微软中国执行不力。

        雅虎原中国总经理谢文对外表示，微软可能觉得中国人太“软”，过于迁就中国市场现实，弄来一个洋人，试图在中国市场来“硬的”。

        另一猜测事关业绩。虽然微软全球对微软中国连续11季实现增长表示肯定，但知名IT经理人王冠雄认为，微软中国区总裁更迭频繁，核心原因是中国市场业绩始终未达微软总部预期。比如，微软中国在微软全球的份额仅为1%左右。

         几年前，《第一财经日报》曾报道过，微软中国的贡献曾一度与微软新加坡相近。去年，微软CEO鲍尔默访华时也曾提到，中国与美国销售的PC数量持平，但营收贡献仅为美国的5%。而在印度，每售一台PC，营收也是中国的6倍。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CEO李开复总结说，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担任外企中国总裁，原因可能有几条：总部之内沟通比总部和本土市场沟通更重要；总部想派被信任的高层，但进入高层的华人太少；华人太“偏华”，例如要求破例、放权、入境随俗；对中国销售部门守法的担心；中国常出问题，老大成为替罪羔羊。

        唐骏说，过去中国区CEO没总部经验，而互联网时代已来，这是一个总部经济时代，他们想通过加强与总部的沟通，增强本地影响力。

        外企刚进中国时，因亚太文化尤其中国文化与欧美有较大差异，本土职业经理人相对“吃香”。但经济、人才及文化都已进入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化”的重要性已大大削弱。

      “即使从总部派一个完全不会中文的老外到中国来，他也肯定懂得‘关系’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公司现在强调的是turely globle。”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IT外企高管对本报说。该外企从未聘过华人担任本地总裁。

        几年前，时任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的高瑞彬也曾对本报表示，摩托罗拉在中国前20年是学做一家中国企业，而今后摩托罗拉中国要做的是，如何成为一家全球企业。

        而在这一过程中，与总部的文化认同、信任，显得格外重要。总部来的外籍高管显然更有优势。

        此外，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投资环境已相对成熟，大部分外企也基本熟悉市场规则，洋面孔与华人总裁的区别已不太大。

        洋总裁回流风，笔者认为，应该不脱短期的危机诉求。因为，多年来，跨国公司经历了一场“去魅化”过程，累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品牌光环，正快速褪去。

        以往被掩盖的涉及产品、战略、组织以及商业伦理等问题，甚至种种不堪，正进一步暴露。

        事实上，上述洋总裁进来的公司，几年来，要么正处于战略转型期，需由熟悉整体转型方向与战略的洋总裁强化、监督本土执行力，要么发生过严重的公关危机，需要借总部力量，重塑商誉，为下一轮竞争奠定基础。

        惠普、微软就处于战略转折点上。前者PC业务尾大不掉，几年来在“IBM化”、“苹果化”的岔道口犹豫；而微软则在被动多年后，开始在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领域全面发力。对它们来说，在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落实战略，每一步都必须慎重，小心翼翼，它们已没有太多傲慢的资本。

        而公关危机也是层出不穷。几年来，苹果、惠普、戴尔、谷歌、IBM、SAP等跨国巨头在本地全部栽过跟头。过去问题大多集中在产品与服务层面，而今，商业伦理、供应链等层面，随时可能被曝晒，并重创商誉与品牌形象。

         两年前，惠普便曾因产品质量问题引发商业伦理危机，并直接重击了它在中国市场的营销。截至目前，惠普中国PC业务已被宏碁超越，笔记本业务甚至一度落在前四名之外。

         巨头确实需要强有力的商誉重塑策略。危机发生后，它们的中国团队与总部之间的沟通效率，以及对公众的反馈，往往慢如蜗牛，留下了傲慢印象。

        美国企业管理大师史考特·派瑞博士曾考察全球7万多名经理人12项基础能力，结论是，中国本土经理人的管“事”与认知能力较佳，但与“人”沟通表现较差。美国经理人“对事”与“对人”的能力上差距甚小，比较平衡。

        但对中国企业、产业界来说，却有必要跳出本土，将这一现象放在全球化舞台中去审视。

        笔者认为，这带有自发性的一幕，折射出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泛互联网时代的真正来临。它应该也是《世界是平的》一书主题的新延伸。

        这一幕背后，全球区域市场的竞争壁垒正持续降低，甚至局部消除。跨国公司，这种超越国家主体概念的力量，开始进一步超越肤色、语言甚至文化的障碍。这一趋势下，一个宏观战略中人的要素，甚至开始变成一个个无差异的功能模块。

        笔者认为，这背后也有国家或区域产业竞争策略。上述跨国巨头的运营管理早已高度集约化、分布式，核心竞争要素如决策平台、技研平台、融资通道仍固守在海外，只有营销与渠道、生产、人力等要素集群化、本地化。以苹果为例，中国分支直接投入有限，它的平台化特征几乎吸纳着中国所有的竞争要素。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隐含着双重压力。一是市场门槛、壁垒日益降低，过往倚重的本土要素，已很难成为根本差异，它们一出生就将面临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二是当它们尝试“走出去”时，将面临平台的集约与竞争要素集群化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