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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巴商(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白立德先生
中国经理人离“国际化”还有多远
2010-10-20 打印 转发 分享  字体 

第一资源:您觉得中国企业在和法国等欧洲企业打交道时,应如何处理中法之间的文化差异?面对全球经济化的大背景,如何才能实现很好的跨文化管理?

白立德:在我看来,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影响企业间经贸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涉及到欧洲企业,特别是法国和中国企业之间关系的时候,这个因素就会表现得格外明显。但很矛盾的是:表面看来,中法两国文化有着很多的共同点。然而,正是这些共同点,让两国企业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差异是隐藏在本质当中的,而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造成诸多误会和不理解的症结所在。中法两国的文化都是以源远流长著称,两国人民也非常以本国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为荣。两个国家都很重视人文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甚至为了保全人际关系而宁愿牺牲理性的目标。在这两个国家,注重形式、礼节、礼貌和中规中矩的行为,通常是建立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正因为人际关系的大环境很相似,法国人和中国人通常会感觉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彼此了解,如在一次宴会上相识的时候,因为两个国家的人都善于幽默和表达友谊,很快双方就能够建立联系和共同的话题。但是,在对客观情况作出评价的时候,中国人和法国人的习惯却不尽相同。我们可以分别列举他们的特点,以做比较。当然,这个比较可能过于极端,而且有待补充:
法国人:注重分析和策略;中国人:注重实用和方法;
法国人:严格、全局化的法律观念;中国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经常做出变化;
法国人:事先制定好战略;中国人:审时度势,修改战略;
法国人:希望一切尽在掌握、提前规划;中国人:根据变化及时调整 。

因此,当法国人和中国人一起工作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困难和摩擦。但在我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需要:
彼此尊重;
好奇心、开放的思维和胸怀 ;
有意愿去学习,去发现、理解不同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是基于不同的前提条件,但同样都符合逻辑且具有实际意义;
经常审视自己的价值观,愿意向对方解释并让对方理解自己的价值观。

当然,技术层面的问题也应当予以考虑,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给与语言翻译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以足够的重视。我不认为英语的普及可以保证充分的沟通,除非是纯技术方面的交流,或者是针对那些以英语和另外一种语言为母语的双语人士,可是这个人群的数量又实在是很小。实际上,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自认为理解了表面的意思,实际上却没能体会深层的含义。要知道,语言所要传递的信息不仅仅是单纯的词语和概念的叠加。语言是一种集体潜意识,一个民族感情的反映,也是一个民族去理解其他民族的复杂性的媒介。

在当今社会,应对跨文化差异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是避免冲突和接近其他国家人民的有效方法,也是发展与其他企业的经贸关系的关键。用心地学习、不同国家的人之间经常地相互交流、注意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等,都是成功应对跨文化差异的挑战很好的方法。

同样地,对于一项合作项目来说,在分配任务时,公司也应当尽量把工作交给那些之前已经有过类似跨国合作经验的员工。这些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生活、工作过的人,尤其是去过该国或在该国生活过的人,会对当地的语言有基本的了解,能够理解当地人思想的复杂性等等。对于一个国际项目,最理想的谈判团队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

一位有耐心、有时间且深信与该企业的合作会带来长远利益的决策者;
一位经验丰富、专业知识过硬的技术专家;
一位机敏的谈判者,对合作伙伴所在国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能够正确阐释最微妙的迹象和信息。有时候是翻译在扮演这个角色,然而有些时候需要的却又不仅仅是一个翻译......

从地理面积上说,法国是个小国;但是从文化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法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幅员辽阔,在文化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正在积极寻回她在历史长河的蜿蜒曲折中曾一度失落的大国地位。中法两国人民和企业都非常希望展开交流与沟通,这也促使我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期克服两国文化差异可能造成的巨大误解。与中美关系(甚至与中德关系)相比,这种愿望来得更为迫切,因为中美(中德)两国都具有实用主义的特性。很多时候,这种特性有助于两国之间的企业建立商务关系,虽然浮于表面,但效率却很高。这种商务关系的好处是可以避免那些由于复杂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问题。但是,当法国人碰到中国人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我们必须要承认并正视这一点。

第一资源:在当前这个经济动荡时期,无论对中国或欧洲的国有和私营企业来说,领导力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现在,中国就面临着领导力缺乏的危机。对此,巴黎HEC商学院正致力于帮助中国企业提升领导力。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导致中国领导力缺乏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您对中国企业的高管和政经领导人有什么样好的建议?您有着15年的企业高层管理经验,曾经在欧洲最大的航空航天工业集团担任过高管,对亚洲包括中国企业都比较熟悉,在您看来,中国的经理人距离“国际化”还有哪些差距?如果想在在国际化的大公司成为更好的领导者,中国的经理人还需要有哪些方面的改进?

白立德:我从来都坚信,当今的中国不缺少优秀的领导者。领导、统一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让她以惊人的速度在过去35年里蓬勃的发展,如果没有杰出的领导者,没有能够给予这些领导者足够空间以施展才华的机构,这些伟大功绩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过去,中国受到了一些来自国外的影响,远不像一些书中描述得那么闭塞。这个国家向来都知道如何从他人的影响中汲取养分并获得灵感,同时又不会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中国的做法是对新概念加以同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又不能触动文化根基。此类的例子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上比比皆是:游牧部落来到中原(元朝,还有满族统治的清朝);从西方引入佛教,清朝时期传教士引入基督教;19世纪初西方及日本传入的现代主义,日本的现代主义甚至深刻地影响了汉语(从古代汉语向系统化、注重语法的普通话转变);欧洲传入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模式对中国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从美国(以及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传来的资本主义概念等等。

吸收国外的概念并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同时保持中国特色不动摇,是中国发展的关键。然而,现在的形势却更加复杂,与单纯为了满足内部需求而对外国概念进行同化相比,全球化趋势对于中国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全球化要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地有所作为,要求中国承担起她的历史使命,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加入世贸组织以满足中国对原材料的需要、中国跨国企业的建立等等)和政治领域(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也包括文化领域(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推广汉语教学等等)。

儒学思想和社会道德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领导力典范,可以有效地管理中国的各政治和经济机构,以及与之类似的组织。然而,把这种模式推广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尤其是美国或者欧洲却未必是合适的。从现有的经验来看,这一模式并不总是成功的,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趋势是崭新的,而且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迅速的发展。

因此,中国的各界领导者们应当重返课堂!通过学习,以更为扎实的知识基础试着去思考西方、理解西方。这个西方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是难以琢磨的,反之亦然。中国的领导者们应该学习“国际语言”,也就是国际化的行为和准则,要知道这些都不是现成的教材可以满足的。

巴黎HEC商学院(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合作开展)的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项目(EMBA),就是为了给中国的领导者提供一个方便的学习平台。因为课程主要是在中国进行并且配有同声传译。该课程旨在帮助中国领导者在世界舞台上成功崛起并有所作为。通过学习,这些新式的领导者能够把握主导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想,另一方面也能够开发自己的创造、分析和评判能力。通过学习西方思想,中国的新式领导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并强化自己的思考能力。总之,巴黎HEC商学院希望通过这些课程,充分调动起学员的聪明才智,帮助学员树立比较文化的分析意识,而不是简单地唤起学员对曾经的大学知识的回忆,也不是单纯地运用课本里现有的东西,更不是机械地附和那种否认每个国家独有的真正价值的国际亚文化。

巴黎HEC商学院是欧洲排名第一的高等商学院,高级经理培训课程全球排名第二位,具有广泛的国际知名度且备受推崇。因为巴黎HEC商学院是一座法国商校,所以我们相信它能够给中国的领导者提供融入国际环境的最好的培训平台。而中国领导者也确实迫切需要解决横亘在面前的新的国际挑战。要知道,和中国经济一样,法国的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都很发达并且都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法国人懂得大型国有企业向跨国企业的转型意味着什么(在这一点上,美国企业没有任何切身经验),法国人懂得在保持文化和语言特色的同时寻求国际发展意味着什么,法国人懂得全球化不仅有积极的方面也有它的限制和不足。

第一资源:您觉得一个好的企业家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白立德:这个问题很重要,刚才我没有谈及,现在可以好好讨论一下。在我看来,社会责任是将西方的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发展模式紧密结合起来的核心理论依据。

在当今社会,这两种发展模式并不是冲突对立的,而应该通过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和利益的彼此渗透,达成共识。这种共识虽然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但是却日益深入民心。也许我的看法过于乐观,但不管怎样,很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非洲,南美洲和亚洲)都持这种观点。现在,很多人错误地称之为西方世界的法国式社会 / 经济特例或者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式案例,将两者完全区别开来。
 
现在,美国当局似乎正对本国存在了两三百年的体制提出严肃的质疑。这也是目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出人意料的后果之一:面对诸多投机行为,甚至针对主权国家(尤其是欧元地区)的投机行为;面对跨国公司的态度(参见安然、美林的案例,以及对美国汽车工业的谴责或者对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造成的污染的谴责);面对为了弥补多年缺少监管的金融业(但同时也是政府)造成的损失,却越来越多地转嫁为纳税人的重负;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面对不断加深的贫困化现象(在中国却得到了改善);面对上百万的政治、经济、气候难民,还有那些一心想逃离自己的家园,就为了能够去大都会(包括发达国家的大都市)的被人遗忘、破落不堪的农村地区的人等等。总之,面对所有上述现象以及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抬头,公众舆论一直在寻找答案。

公众舆论既不相信百分之百的集体经济,这种体制的不足已经在前苏联和中国体现了出来;也不相信脱缰、放任的资本主义,这种体制下,金融业是完全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而国家被金融界认为是纯粹的旁观者。但是,当金融界或者社会引火烧身的时候,金融界又将国家视作最后的救命稻草。当我们把法国经济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将中国经济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从本质上看,这两个概念有什么真正差别呢?二者均是建立在经济和政治参与者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最大的差别在于:国家及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在经济中的干预程度不同,专制程度不同,对于个人自发的道德观或者民主的功效的信任程度不同。
 
这场关于经济和社会的争论涉及到各个国家,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法国和中国有很多共通点。
 
第一资源:今天大家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与西方稳定的商业环境比较,中国企业的核心人才很难留住,流动率非常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由于工作需要,您要经常奔波于中国各地,在组织过程中,您有什么个人体会,您过去的外交生涯是否为现在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作为管理者,您如何看待人力资源工作,人力部门最核心的价值和最根本的存在理由是什么?怎样才能真正做好人力资源工作?

白立德:人力资源管理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虽然我们经常听到:人才是企业中最重要的环节,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在评估企业价值或者对一个项目进行财务分析的过程中,却很少考虑人才的因素。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反差让我很是惊讶。

同样,在对企业或项目进行财务评估时,人力资本一项经常是被看成“分母 ”。然而,一个雇用了1万名员工的企业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对国家经济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它给这1万名员工发工资,更在于它让1万个家庭有了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机会,而不需要求助于失业保险,不需要为了基本的生存去大街上抗议示威。相反,让我们来假设一下,一家公司解雇1000名员工所造成的后果:失望、不满、忧虑、恐惧,还有国家为解决失业问题而投入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分析性的理论依据来强调这一点,让人们充分意识到,不管经济效益如何,一个雇用了1万名员工的企业比一家只雇用了9000名员工的企业更可取,虽然经济效益也确实是应予以考虑的因素之一。

企业应该真正做到重视员工,包括充分考虑到每个人的价值、教育背景、职位的社会价值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更全面地评估这家企业为社会做出的贡献。

当然,这看起来可能有点过于理想化,和实际生活有些脱节:在现实中,经理人首先要考虑的是企业效益和股东利益的实现。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国家和社会也是企业的股东之一。英语里的“利益相关方” (stakeholder) 一词在法语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对应词汇。这个词的出现已经证明了企业开始向一种更公民化、更关注社会责任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不过,我认为仅在理论方面有所突破是不够的,因为这些理论很少能真正纳入财务和战略分析的范畴。

从实践方面上看,很多专家都曾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诸多方面展开论述,包括员工分红、激励、培训甚至是如何提高管理者和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等等。在此,我只想强调一个方面,即企业管理者一定要表现出对所有下属的感激之情和充分的尊重。让员工接受培训,及时向他们传达信息,说服他们像对待股东一样对待员工,这才可以算得上是人性化且高效率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之一。

当然,综合工资因素和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会更加复杂,应当针对不同企业具体分析。这里涉及到人力资源管理不可避免的一个基本经济原则:当资源稀缺时,价格必然上涨,不稳定性必然增加;反过来,当资源充足,甚至是非常充裕时,价格波动和人员流动便会趋于稳定。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所有正飞速发展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即从过去单一的、效率不高的大型国有企业雇用大部分劳动力,转变为激烈的企业间的人才竞争模式。在当今的竞争中,只有优秀的企业才能胜出,也只有富有创造力且训练有素的个人才能找到最好的就业机会。因为数量有限,这样的人才必然会受到企业的追逐。

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在于增加人才的数量,不断提高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水平,引入先进的再教育机制(比如员工在职培训,这在法国非常普及),这样才能使大量有能力的人才涌现出来。

因此,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是至关重要的。对此,应当主动寻求教育,甚至包括在本国教育水平不足以满足需要时去国外学习。这既是开放思维的象征,也是责任感的体现。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实行教育开放政策,允许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也允许中国学生去国外留学。十几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显得很短,但是我认为,有过留学经历的这一代中国人,毋庸置疑地将成为未来中国稳定且高素质的管理人才资源。巴黎HEC商学院很高兴能参与到培养中国明日精英的运动中来。在巴黎HEC商学院的校园里,有很多踌躇满志的中国学生,我们为此深感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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